文学研究
选择的艰难与艰难的选择——论明清之际滇云遗民诗人涌现及其生存方式周雪根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云南昆明)
摘要：明遗民是清初极富观照意义的文人群体，明遗民的生活方式复杂多样。滇云遗民文人的生活形态，可分成隐居、僧道、耕读、讲学、行医、文艺方伎6大类，身兼数任或一生数改生活方式者亦不乏其人。透过明遗民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我们可以看出明遗民的文化内质。考察明遗民的生存境况，检视他们的治生言说，有利于发覆明遗民的精神价值。关键词：滇云；遗民；治生；生存方式；生存状态每当改朝换代、国破家亡之际，都会产生遗民。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说：“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故遗民之称，视其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乎终身之显晦。”[1]卷三明清鼎革，天崩地裂，天荆地棘，这种特殊时期正是对传统知识分子最好也是最残酷的考验。生死、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名利声誉，是无法逃避的现实。不少人选择以遗民自处，誓不仕清，威武不屈，甘于贫寒，忍受煎熬。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他们与殉国、殉节、殉难之士一样，以铁骨铮铮的行为、高尚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让后人无比崇仰①。
一明末，在苟延残喘的诸多南明政权中，以西南的永历王朝影响最大、存时最长。然而，随着形势的急转日下，原有的抗清领地慢慢地被清军蚕食，李定国最终奉桂王进入云南。由于永历帝入滇，滇云成为中华之畿辅，“神州正朔之所在”[2]，滇云也成为抗清的重要根据地，残明政权与清军在此展开了最后的厮杀。南明政权在李定国等大西军的辅佐下，自顺治四年至十七年(—年)的10多年间不断与清军对抗，转战粤、桂、湘、川、黔、滇数省，艰难地维持着朱明王朝的一线国祚。西南边疆自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在时代风云的感召下，涌现出一大批遗民，造就了众多仁人志士。秦光玉在《明季滇南遗民录·序》中云：“至于遗民之多，更有一原因在焉。盖尝反复推求，按时论世，而知其与永历帝有绝大关系也。……而永历偏安一方，志图光复也。永历播越西南十有五年，而在吾滇建邦设都、开科取士，回旋于金碧苍洱间者亦历有年。及至铁壁出奔，国事已去，金蝉遇害，明祀遂绝，一时忠义之士，靡不遁迹荒郊，吞声饮泣，兴松柏之悲，寄麦秀黍离之慨。”[3]卷首诚然，如赵炳龙、高应雷、胡璇、陈佐才、陆天麟、担当、钱邦芑、杨永言、郝太极、胡一清、何星文、何蔚文、袁润、邓凯等，或积极参战，或献计献策、谋划联络，或同情反清革命，后见事不可为乃避世隐居、寄情山水、放浪形骸、遁迹空门，或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与之对抗。他们言为心声，以手写口，留下了一批激荡人心的作品，构筑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成为时代的号角，成为划破滇云天空一道耀眼的光芒。
近代学者金天羽曾说：“方清之代明也，滇独于中国为后亡。中原义士，故家遗献，间关从永历遁荒南服，长往而不返者，多有其人。”[4]清代诗人卓尔堪辑《明遗民诗》，属滇籍者只有读彻，宦滇者唯有费经虞、释大错，及流寓者有汪蛟、熊开元、钱澄之；孙静庵纂《明遗民录》，隶滇土者只有担当、苍雪、杨永言、张应星、铁道士5人，此外关系滇事者唯刘僖、林英、余鹍翔、贺奇、轮庵和尚5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属滇籍者仅见释读彻、钱秉镫；钱仲联《清诗纪事·明遗民卷》滇产者也仅有陈佐才，流寓者仅费经虞、钱邦芑、熊开元、陈斌、钱秉镫5人。著录滇遗民稍多者数陈田《明诗纪事》，然亦不过杨永言、王锡衮、钱邦芑、文祖尧、费经虞、赵炳龙、陈斌、何蔚文、陈启相等9人。秦光玉《明季滇南遗民录》是迄今纪滇云遗民最为详备者，所录明末遗老人数总计人，上卷收遗民中之云南乡贤93人，下卷收遗民中流寓云南者54人，另补遗5人。
何以永历小王朝得以汇集如此众多文化精英，获得外省及本土籍士子的响应和追随？一是在于其历时较长。自年李定国拥永历帝入滇，至年永历被吴三桂缢死于昆明，前后7年的时间，足以培育、酝酿他们的爱国精神。二是在于其建立了一套行政机构，定制度，开科举选人才，擢录了何蔚文、刘联声等54人为举人，同时还超拔了一批贡生。浪穹何蔚文乃永历丁酉举人，“志欲有为，会世变沧桑，士多丧节，独与兄星文隐居宁湖，尝叹曰：‘吾生时，父梦金花豹入室，盖先作南山雾隐兆’”[3]卷上。楚雄刘联声也曾中永历丁酉举人，永历覆亡后，“逃隐琅井深山中，巡抚朱国治屡威胁之，不畏，复礼聘之，亦不就，卒以布衣芒鞋终其身”[3]卷上。广西(今泸西)陈王廷曾举永历丁酉副贡，“值鼎革，遭坎蹇，遂甘肥遁而厉苦节，纵情诗酒，放浪山水间”[3]卷上。昆明高应雷“举永历丁酉乡贡，当事才之，授中书舍人，从军趋黔楚”[5]24。胡璇、熊才等也都在永历朝参加科考，取得了功名。他们当然感恩戴德，对永历王朝忠心耿耿，甘愿为之奔走卖命，怀抱“人生感意气，杀身为知音”(申涵光《送赵秋水入都》)，“壮士不为金，感君重士心”(申涵光《咏史》)的念头，为报答君主的知遇之恩，以道义自勉，杀身成仁也在所不惜。永历政权覆灭后，心有不甘，终毅然选择归隐，誓不仕清，守节至死。
二揭示遗民诗人生存状态、处世态度和心理特征，对研究遗民文学甚有裨益。遗民个体的生存方式直接影响着遗民诗人群体的结构形态，也对遗民诗歌创作产生诸多影响。职是之故，很有必要对遗民的生存形态及生活方式予以考察。
著名遗民杜濬述及国变后文士的选择，“当时同学十数人，两人引颈先朝露。一人万里足重茧，一人入海随烟雾。三人灭迹逃空门，四人墙东长闭户。一人卖药不二价，一人佯狂以自污”[6]。当日的“同志”，或杀身成仁，或南疆效命，或东海聚义，或隐居，或逃禅，或佯狂，或行医，或漫游，或讲学。
清初黄容《明遗民录·自序》将遗民分为“深潜岩穴，餐菊饮兰”“蜗庐土室，偃仰啸歌”“荷衣箨冠，长镵短镰，甘作种瓜叟”“韦布介士，负薪拾穗”等类型[7]，他着眼于遗民在新朝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钱穆先生将明遗民的生活状况分为出家、行医、务农、处馆、苦隐、游幕、经商7类[8]。
今考史传记载及诗文集之记录，明遗民的生活方式复杂多样，其中身兼数任或一生数改生活方式者不乏其人。在全面考察滇云遗民诗人的生活形态及参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分成隐居、僧道、耕读、讲学、行医、文艺方伎6大类。当然，无法避免其中有交叉、重叠之可能。滇云遗民诗人以这样的方式以示自己与新朝的疏离和隔绝。
第一，归隐山林，遁迹岩穴。亦即明亡后栖居山林池沼，托迹深山穷谷者。此即黄容《明遗民录·自序》所谓的“深潜岩穴，餐菊饮兰”者。隐居在文人笔下常常美化为“诗意栖居”，而就遗民言，其实“苦隐”才是其真实面貌。抗清复明失败后，眼见于事无补，这些忠义之士心忧故国，又无能为力，只有退隐山林，遁迹湖海，备极艰辛。剑川段晅闻烈皇殉国，乃“飘然岩伏，建刹于石宝之巅，自称石宝弟子。晚节尤好山水，手不释卷。间有谈及恭节公(段晅父高选之谥号)暨甲申都门之变，惨然泣下”[9]。时刻不忘君父如此。顺治辛丑(年)，滇南甫定，平西王吴三桂召段晅至，曰：“老先生近况何如？”段晅曰：“多有愧于君父。”及欲其仕，曰：“亡国之臣，不见诛于尧舜足矣，先帝之恩，不敢忘也。”[9]遂归田，作梅菊圃。通海艾廷献屡辞伪官，“或抱膝山阿，或长啸湖舫，立品高介，不干世事”[3]卷上。昆明赵廷琯不受孙可望伪官，“避地禄劝山中，诛茅种蔬，读书自乐，与牧樵为伍，以终其身”[3]卷上。腾越胡璇随跸奔缅，至铁壁关，与永历帝散失后“归隐宝峰山，绝意仕进”[3]卷上，题一联“行来地少天多处，坐到山高月小时”以见其志。保山辛和国痛流寇据滇，当迫以官时逃入山中避之，以诗酒自乐终其身。浪穹何星文在明亡后，与弟蔚文、从子素珩隐居宁湖。楚雄刘联声明亡后逃隐琅井深山中。昆明王琦“明末父殉国难，遂隐居安宁山中，以诗酒自放”[3]卷上。邓川高桂枝“睹明末世事日非，不欲进取，筑室德源山下，名曰畸庵，隐居其中，筑圃莳花，啸咏自适”[3]卷上。晋宁方世瑜，为明季守节之士，与唐泰、黄都友善，“明亡，隐州东清凉山，诛茅种蔬，与牧樵为伍。时袖书树林中读之，歌哭兴亡一寄之于诗”[3]卷上。宁州陆天麟“躬际鼎革，复值沙定洲、孙可望之乱，携孥避地转徙澄江、临安、云南诸郡县间。卧病山寺，乞食荒村，极人世不堪之苦。晚始定居江村，与二三僧侣徜徉山水间”[3]卷上。
太和施心极“遭鼎革之乱，隐于海滨，杜门却扫，读书自适，日惟与渔父、农夫相往来”[3]卷上。鹤庆赵以相，鼎革后感愤时局，隐居不仕，筑“问山草亭”，吟咏其中[10]。安宁李恪，“明亡，远隐青蛉，结庐波淜山下，杜门著书”[3]卷上。石屏袁润“会同乡怀德将军许名臣集乡兵以应永历……将军兵败……主仆三人绕道遁之易武茶山，终不薙发。……遗命曰：吾生为明臣，死为明鬼，尔曹毋薙我发，毋去我鬓，葬则向东西，不宜向北”[3]卷上。保山叶奕，明清鼎革后绝意仕进，与雷跃龙、肖道明(一作萧道明)、徐宏泰、周东华等隐腾越雪山[11]。不一而足。
众多遗民在易代变革中避世自处，坚守清名高节，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身份，草衣木食，过着窘迫和常人难以忍受、难以想象的生活，宁可饿死绝不仕新朝，他们无怨无悔，抱着对故明的忠心，甘愿在穷困不堪的日子里舔着亡国的伤痛。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遗民本来志在济世，万般无奈，选择隐居，其实“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根据他们的品格和行径，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隐居决非本性，完全是由于与新朝不合作、冷反抗。诚如瞿式耜所说：“节义大臣，避腥羶于深箐穷谷间，转徙困顿，全发以待时，始终不改其守。”
从表层看，隐居是普通士人逃避社会动乱、不满黑暗政治、民族压迫的必然选择。从深层看，隐逸行为也有其忠君爱国的道德内涵，是素抱“夷夏大防”“华夷之辨”的忠臣义士道德律令的最高要求。张华澜在《明季滇南遗民录·序》中云：“自愚观之，当日遗民所以如此之盛者，非尽关于君臣之义，盖亦有种族思想焉。不然中国自家天下以来凡数十易姓矣，而死节之士、避世之徒何以独于宋明之亡而特见其多哉。”[3]卷首
遗民们彷徨草泽、隐居山林、悠游岩谷，看似“隐忍苟活”，实际上是有所期待或企求有所作为的抗争新朝的“不仕”行径，在顺、康初期这绝不比杀身成仁容易坚持。明遗民在清初要守志自洁比元初宋遗民尤为艰辛。
第二，隐于僧道，舍身皈依。亦即国亡后出家，逃于禅、逸于道者。历代兴衰之际，忠臣义士，不少削发空门，不事新朝，以示其不屈之忠贞。盖仁者不以盛衰改其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其心。
清初就有相当数量的遗民芒鞋竹杖，遁迹空门，寄身禅林，出家为僧，以逃禅的方式与清廷对抗。邵适来认为“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12]。金陵生称“明清之交，遗民多逃于僧”[13]。他们怀着亡国亡天下的痛苦，固守民族气节，高风峻节，真操实履。遗民之逃禅，乃精忠大节之体现。遗民僧方以智(药地、无可)、熊开元(檗庵、正志)、屈大均(今种、一灵)、函可、函昰、继起弘储、金堡(今释、澹归)乃声名远播，为人悉知者。逃禅为何特盛于明清之际？原因之一是因清政府的薙发令未曾施于佛教僧侣，方外被视为“帝力之外”[14]41。寺庙暂时成为“法外之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士人遁入佛门产生了影响，起了间接诱导作用。若想要找到保住性命和民族气节的两全之策，在当时唯有寄身佛门。所以，才有屈大均所说：“慨自庚寅变乱以来，吾广州所有书院，皆毁于兵，独释氏之宫日新月盛。”[15]
其实剃发为僧，也非想象中的容易，有其苦恼和凄惨。周唯一曾一度到剡源为僧，他去了头发，作了一个发冢，并撰铭曰：“惟松有声，可以无哭；惟薤有露，可以无泪；惟鸟石依依，可无吊客。”[16]
值得注意的是，逃禅是明清之际遗民行为中引人注目又颇招争议者。一些遗民认为出家就要薙发，“薙发则降矣”。视剃度为僧与入清之剃“类有相似”。自律严格的遗民，以此种求生手段为耻。永历朝的名臣大错和尚(钱邦芑)临终前告诫其徒：“我亡明大臣也，不得已阨于天，而为僧，慎毋以僧礼葬我！可以幅巾方袍裹尸入土，目乃瞑！”[17]流亡日本的朱之瑜(舜水)即不肯剃发为僧。
严迪昌先生指出：“清初遗民僧人之多，是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这现象本身已足以表明要逃脱不薙发不‘胡服’，在那个‘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严酷年代是多么艰难！遁入禅门，缁服袈裟，是当时躲绕锋锐的不得已之一途，虽似下策，亦需毅力和勇气。”[18]63-64
云南遗民逃禅亦蔚为大观，如担当、胡一清、杨开泰、杨永言、宣廷试(一作宣廷式)、宣廷宾、弘宗、孙桐、段晅、段珮、曾高捷、高泰翟、洪如、朱昂、释行脚、思明和尚、奄和尚、水月和尚、雷跃龙等多至56人。
释普荷见祖国沉沦，世变日亟，“明祚将亡，慨然欲有所建树，而事与愿违，海内多事，间关伊阻，不能飞度中原，受钵衣与大老。不得已就近参求水目山无住和尚，受戒律以终未了之志”[19]。永历帝入滇走缅，其曾欲往未果，南明亡，往来苍洱间。曲靖越州胡一清“为清将全节所困，乃披剃为僧，求与其徒种山而食”[20]。石屏杨开泰“闻庄烈殉国，将印悬梁上，还乡隐居乾阳山十八年，以发僧终”[3]卷上。昆明杨永言，国变后“与顾炎武及参将陈宏勋、诸生归庄、吴其沆等起兵拒守，事败后入黄浦依吴志葵。志葵败，永言祝发为僧，名懒云”[3]卷上。蒙化宣廷试在永明王奔缅后，“亦回籍祝发五印山，法名普明”[3]卷上。宣廷试弟廷宾在明季鼎革后，“与兄皆祝发为僧，尝曰：吾死后得书墓石为明文林郎足矣”[3]卷上。鹤庆孙桐明亡后，结茅鸡足山。安宁段珮鼎革后，隐于晋宁盘龙寺。宾川曾高捷“国变后流寇入滇，胁之以官，抗节不屈，隐鸡足山天池斋”[3]补遗，僧名宗本，号还源。姚安府土同知高泰翟，当沙定洲之乱，弃家从黔国公沐天波守楚雄，又从至永昌，及归，慨天下事去，即常止僧舍。永历入滇，授太仆寺丞，升光禄寺卿，转太仆卿，播缅之役，从至腾越相失，遂归鸡足山，住大觉寺，请水目无住师剃染，更名悟祯，号友山，创昙华寺，精修梵行。定远(牟定)洪如，以明季世乱祝发，为云南县(祥云)水目寺僧，号无住。剑川向湖村赵鳌，国变后与弟诸生赵龙(法号思明)入石宝山披薙，法号行脚。蒙化水月和尚，明末以总兵官扈随永历帝至广西，旋披剃于邕城之乌龙寺。祥云铁道士，闻永历帝入缅，乃弃家学道。文祖尧眼见甲申国变、乙酉南都继陷，弃官从里人释读彻遁迹中峰寺。已而侨寓昙阳庵，服僧服，倚青乌术自给。《滇绎》卷三“文介石”条云：“有以私舍立都讲、布函丈请者，先生放杖而笑，自理其须髯曰：‘我已僧服矣。’”袁嘉谷按云：“先生还滇，以道士服保其发，不止僧服，自号日月外史。日月者，明也。”[21]
除滇籍本土遗民，《明季滇南遗民录》另著录外省籍入滇遗民57人，据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应再补10人，此庞大队伍中逃于禅者多达28人，占寓滇遗民的41.79%。
丹徒钱邦芑力拒孙可望伪官，祝发抗暴，入山为僧，后脱离孙可望拘役，赴云南行在，再后随永历西奔入缅，从臣多半道相失，钱邦芑至腾越仍僧服，后遂避居鸡足山，号大错和尚，为僧徇君。钱邦芑一生，亦佛亦儒，亦儒亦佛，以晚明孤臣遗民为僧而终，非可仅以一禅师而目之也。武昌朱蕴鉴“值沙定洲、孙可望之变，遂祝发为僧，名不错，结庵于浪穹之标山，题曰‘楚云’。坐卧三十年，唯与唐大来相往还”[22]。江西南昌人徐宏泰，“永历丁酉任云南右布政，随跸至铁壁关，散失，薙发为僧，隐于雪山”[23]。同时隐于雪山者尚有江南无锡张泾桥人萧道明，称行脚僧。
流寓滇南遗民除钱邦芑、朱蕴鉴、徐宏泰外，古典、释同揆、林英、邓凯、刘僖、李学期、李占春、陈起相、米琦、毕山人、熊开元、贺奇、吴鼎、刘氵茝、方以智、犂支、费经虞、真蕴、玄珠和尚、净空和尚、郑逢元、杜鼎黄、戴若(古笑)、吴子朗(古道)、幻阇黎、广师、广厦、径空、海鉴、道同、蕴上、蕴宏、璖山等许多遗民也选择了入禅为僧。
江西吉安邓凯“与沐天波护永历入缅。比还，抵昆阳，闻永历死，乃祝发为僧，号邓和尚。州牧童复晊为结庵于阳光寺”[3]卷下。四川刘僖“明亡，遂落发披缁，深入云龙山，独自往还，童子亦莫知所适。第时见衣袖为泪渍湿，竟日不言，朔望或于峰顶北望拜，号哭失声”[3]卷下。贵州黄平李占春“明亡，弃官游顺宁。留顺半年，归里为僧。有《与汪咸伯约在黔，同卜静室》”[3]卷下。四川富顺陈起相(一作陈启相)“明亡，披薙为僧，称无尽和尚。自蜀来滇，游顺宁，知府米璁馆于荒庵，旋入鸡足山”[3]卷下。武陵人贺奇“鼎革后，祝发峨嵋，隐滇、黔间二十年。当事强加巾服，具题以原官用，不赴”[24]。四川富顺人刘氵茝，官翰林编修，不满永历奔缅(深感永历入缅之非)，间关险阻，后披缁出家，被押解赴云南，抗节不屈，痛哭请死，吴三桂甚重之，寻安置附近。入清守节不仕，后寓居澄江府属之河阳，自号醉和尚，又号火居和尚。刘氵茝为僧后与云南蒙化陈甲才一样，纵酒自放，其借酒解忧，放浪形骸，以醉和尚自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士大夫逃禅者的内心无比痛苦，眼见永历王朝大势已去，他们又无力回天，放弃信念却又不甘，故不得已而逃禅或出家。
据统计，秦光玉《明季滇南遗民录》所载名遗民中，有34人最终选择了脱俗，占遗民总数的21.7%。如此多的仁人志士入滇逃禅，直接催化了滇云佛教的复兴，高僧辈出，禅悦之风大盛，流风远出云南，在全国也颇有影响。严迪昌先生云：“甲申、乙酉之际，士林抱节守志之士和密图恢复事业者，为应对严酷惨烈的形势而愀然遁迹空门，寄身禅林的数以百计，于是诗僧辈出，为清初诗文化平添了一抹奇谲色彩。”[18]
遗民多逃禅，借为僧的幌子暗自进行抗清活动，他们待时而起，相机而动，欲有所为，以期恢复明朝，又为了躲避清廷的残害，而选择“逃禅”避祸，保存抗清实力，所谓的“身虽出家，心怀故国”，虽已为僧，却未出世，实际上“出世而不忘世，胸中有无数丘壑”。典型的如祁班孙从戍地宁古塔脱身遁归，“祝发于吴之尧峰，寻主毗邻马鞍山寺，所称咒林明大师者也。荐绅先生皆相传曰：‘是何浮屠，但喜议论古今，不谈佛法。’每及先朝则掩面哭，然终莫有知之者。尝偶于曲盝座上，摩其足而叹曰：‘使我困此间者汝也！’”(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三《祁六公子墓碣铭》)。函昰虽做了和尚，但并不心忘国事，对于明末的遗老和死节之士，尤为注意，“函昰虽处方外，仍以忠孝廉节垂示，以故从之游者，每于死生去就多受其益”(《粤东遗民传》卷四)。沅江总兵皮熊兵败后“祝发为僧”，然须臾不忘“谋兴复”，闻永明王被吴三桂执，绝食7日不死，大兵遣骑执熊至，背立不顺命，积13日，不食喑，14日乃毙。
当然也有少数遗民，由最初的不得已、“有所托”，由儒入释，缁衣披剃，后皈依佛门，最后与青灯古佛相伴，寄情于山水梵呗之间。逸于道者，滇云有袁润、铁道士、施神仙。石屏袁润，明末临安府学廪生。“性好武，睹天下将乱，乃率子弟教练武艺。闻李自成入京，日不思食夜不安枕，每思逐贼而不能展其志。会同乡怀德将军许名臣集乡兵以应永历，润任军机稿官，为之运粮画策，躬率二仆哈二、哈明往来元江、石屏青龙厂间，苦不堪状。将军兵败，润尚往青龙厂购运粮，将军依那嵩于元江，润率哈二、哈明往，行至中途，闻将军殉国之耗，未敢入城，主仆三人绕道遁之易武茶山，终不薙发。乱定十数年，子侄辈催迫回里，润不得已，羽衣黄冠归石屏，隐西乡袁家山，不入城市，惟闭扉设帐教读而已”[3]卷上。铁道士，一称爱铁道人，明末诸生。永历帝入缅，乃弃家学道。罗次施神仙，自幼出家于玉龙寺三教殿石壁下，久之能辟谷。及流寇入滇，遂入深山，莫知所之。
更有甚者，如钱邦芑、郑之珖等，袈裟、道袍、青衫不专一色，服装的频繁更迭转换折射出的是遗民对自己身份的焦虑：国破了，家亡了，自我丧失了。
应当指出的是，削发为僧也好，变服为道也罢，对于大多数遗民来说，并非真心佞佛好道，而是求生和守节的一种方式，也是既不薙发也不断头的一种折中选择。与降清者比，他们保持了气节；与杀身成仁比，他们留住了性命。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两全其美的绝佳选择，相反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作为儒者最为无奈窘迫的逃生之途。
第三，躬耕，家居。亦即家居不出，亦耕亦读者。我国有“耕读传家”的古老文化传统。隐于耕者，自古有之。宋牟巘在《耕隐说》中云：“自昔以来，士率以隐遁为高，事或不同，其致一也。有隐于耕者，长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有隐于钓者，严子陵被羊裘钓于七里滩是也；有隐于卜者，司马季主卖卜长安市，宋忠、贾谊过之是也。”
石屏杨先声是“孙可望强之出，坚节不屈，出则力田，入则课读”[3]卷上。鹤庆施德裕“寄寓雷江，目击沧桑变故，学圃莳花，以诗酒自娱，足迹不至户外”[3]卷上。赵廷琯不受孙可望伪官，“避地禄劝山中，诛茅种蔬，读书自乐，与牧樵为伍以终其身”[3]卷上。昆明熊之龙，眼见世乱，力辞归养，筑别业居之。好吟咏，陶然山水，与田夫野老相问答。太和李任明“恣意世外，三十年足不入城，或篱边树下与野老笑谈，或水滨石上，睥睨自得”[3]卷上。新兴马明阳“鼎革后遂隐不仕，即所居桃园卜幽筑室，陈几设关，日优游其中”[3]卷上。剑川赵必登于永历覆灭后隐居向湖村，课子耕读。赵炳龙因愤孙可望杀杨畏知，又杀大学士吴贞毓，慨然归里，挂冠隐居，于剑川向湖村之楸园建居室，取名“居易”，足迹不至城市。蒙化陈佐才见永历奔缅，吴三桂占据昆明，知大势已去、国事不可挽回，便负剑归隐巍山石盟村，筑室种竹，植梅读书，将其居室取名为“宁瘦居”，以示宁愿穷瘦饥寒、誓不降清的气节。这批人确实表现出了崇高的遗民气节，是普通人所难以做到的。
昆明杨惟峻值沙定洲之变，“喟然叹曰：‘可以隐矣’，遂绝意仕进，居南郭，有地数亩，种竹千竿，构室其中，足不履市”[3]卷上。建水李元捷在鼎革后隐居乡村，“吴逆叛乱，当道屡促应募，元捷耻不奉命，乃遁迹于东北百余里之白得庄上，躬耕十余年”[3]卷上。昆明张国正辞孙可望伪官不受，“隐居陇亩，虽贫甚，啸咏弗辍”[3]卷上。腾越李正雄(李镇雄)“值国变，随永历帝奔缅，至蛮暮，散失不及从，归隐曲石，率家人力耕而食，足迹不至城市”[3]卷上。曲靖越州胡一清见清兵入滇，永历奔缅，“遂散众弃官归农，率家属耕田而食”[3]卷上。明末总兵官、江宁陈斌“以征兵至滇，沙定洲之变，阻不得归。流寓蒙化锦溪，筑室植芦，匾曰芦隐。与鸡足山无住禅师游，结青芦禅社”[25]。隐于农者还有浙江山阴谢秉铉、湖广竹溪汪馨，不胜枚举。
随着明清易代，社会动荡混乱，战火漫天，曾经拥有优越生活条件的士大夫，他们的财富、房宅、土地等均遭到洗劫，最后丧尽家财，生活窘迫，难以存活。显然，田园躬耕对于遗民文人，不仅仅是生计问题那么简单。生活方式的不同，也意味着自身身份、角色的转变。隐于农耕后，曾经的风云人物、当年的地方父母官，表面看来已与不问世事、终日劳作的农夫别无二致，实际上，他们的灵魂深处又怎可能达到真正的归隐，只不过在固穷隐忍的日子里舔着国破家亡的伤痛罢了。
需要指出的是，“隐于家”类遗民中也有一种极端行为，就是“活埋土室”，即黄容《明遗民录》所谓的“蜗庐土室，偃仰啸歌”。他们土屋牛车，“穴垣通饮馔”，不使闻于比屋，以死为生。
第四，处馆授徒。处馆与力田、作宦、入幕，乃传统士人基本的“谋生手段”。明代讲学之风盛极一时，大江南北处处皆有学馆。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士大夫，在易代之际选择传道授业作为生存方式，既是秉承时气，也是发挥其特长。此类遗民或处馆讲授，或聚徒授业，又或课业子侄。
文祖尧是授徒讲学的典范，在太仓化育人才，远近闻名，“咸谓安定复生。迨隐遁荒庵，门人犹追随讲学，娄人无贤愚贵贱，愈益敬爱，周以粟帛，三吴士绅以得迎致一饭为幸，而江浙独行君子，则争相延聘，岁会讲演”[26]。昆明高应雷永历十二年(年)奉命赴辰州，3月兵陷，独身跳免，“隐湖南溆浦，寓大潭舒氏，授徒自给，垂十余年”[27]。太和杨定国不受孙可望伪官，“清修闭户，为后学讲论古文及圣贤要旨”[3]卷上。镇南张如凤“蒿目明季之乱，不乐仕进，退居林下讲学，至老不倦”[3]卷上。昆明熊才“明亡，隐居授徒，绝口不言时事。暇则与幽人逸士遨游山水间。说及明遗事，往往泣数行下”[28]。建水李元捷在丁亥之变流寇屠郡城时，“侍亲避乱村门，读书乐道，怡然自得。承平后授徒邑中，后生多所成就”[3]卷上。楚雄俞观“教授生徒，远近负笈者户履常满”[3]卷上。鹤庆孙桐“明亡，结茅鸡足山，后归，筑说石山房于朝霞之麓，讲学授徒”[3]卷上。大姚刘芳远抗击流寇失败后，“逃于山中，后隐居苴却，教授生徒，慨然以化俗自任。倾囊建社学，时率子弟习礼其中”[3]卷上。南宁(曲靖)项宣，性刚毅，不求仕进，以授徒为务，督学欲奏补府学教授，力辞不就。永历朝兵部兼礼部尚书程源，在永历兵败后，“隐于湄之雯流洞侧，置业数百亩，创建天目寺，自称天目和尚”[29]，并创书院传道授业诸生。处馆讲学者还有沾益孔之裔、安宁段珮、隐居顺庆的内江人陈璠等。
遗民授徒讲学，除了培育人才外，更深层的价值是传扬礼教，接续薪火。借助讲学，推行礼教以化民，是遗民们“国可灭，种不可灭”的远大抱负和沉重使命。
第五，从医济世。明遗民据以谋生的，还有行医、鬻文。在中原遗民圈里，从医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数量，声名较著者如方以智、黄宗羲、傅山等。隐于医者在滇并不多见。晋宁郝太极“国变后，愤永历之西狩，只身逃入吴中，隐其名，于苏州阊门外上津桥设药摊”[30]。顾炎武与其有交往，赠以诗曰：“曾提一旅制黔中，水蔺诸酋指顾空。入楚廉颇犹未老，过秦扁鹊更能工。风高剑气蛉川外，水沸茶声鹤涧东。桥畔相逢不相识，慢将方技试英雄。”昆明孙光豫“精岐黄，深得仲景之秘，医院判，寻解职隐居，专心利济，凡治病，无论贫富一体视之，未尝计利”[3]卷上。峨眉道人郑之珖崇祯间授广东高州府推官，“顺治四年秋，大兵收八闽，乃落发为僧，走新会卖药”[31]。
第六，文艺方伎。除授徒、行医，遗民借助一技之长以营生，包括卖画、刻书，及卖卜、堪舆术、货殖等贱业。如朱昂在鼎革后，以布衣终身，卖画自给。武风子善以火炭绘竹箸，作禽鱼花鸟、山水人物、城门楼阁，精巧绝伦，然颇自矜重，不轻易授人。清兵入滇，武风子亦稍稍为人作箸以谋醉。文祖尧闻明王朝覆灭，乃焚冠，“侨寓太仓昙阳庵，服僧服，倚青乌术自给”[3]卷上。毕山人明亡后为人相地。江西人赵雪涛先世宦滇，因遇鼎革之变，流落临安，其人多技能，隐于市，计所得足一日费，即闭门赋诗。
诚如周焕卿在《清初遗民词人群体研究》中所说：“正是明清鼎革这一社会巨变，使部分中下层知识分子不得不抛开禁锢士人生存的道德偏见而‘混迹市廛’，以完身全志。”[32]
当然，还有个别遗民生存方式并非单一，其治生之途并非专事一业，而是数业相兼或一生数改生活方式。方文入清后以游食、卖卜、行医或充塾师为生。施心极、林英转徙避匿，旅食海乡，为童子师，或寄居僧舍，卖药自给。李元捷避流寇之乱授徒邑中，逃吴三桂伪命躬耕陇亩。文祖尧既讲学太仓，又倚青乌术自给。赵炳龙愤孙可望嗜杀专权隐居剑川向湖村之楸园，后避吴三桂之伪命，隐于石宝山。袁润先隐于袁家山设帐教徒，后闭户著书。滇遗民生存方式，见表1。
表1滇云遗民生存方式
由表1可知，隐于僧道是滇云遗民首选的生活方式，其次是包括隐于山林、隐于农、隐于家的归隐。历经乱世，患难余生，对深重祸难的体悟，使遗民深自晦迹，舍弃世俗生活，遁于宗教的虚无寂灭之中，是故遗民逃禅隐道者多。民以食为天，国变后明遗民失去了生活来源，忍受着精神压力，生计问题始终是他们所面临的的最为现实、也最为迫切的难题，故此活下来是其第一要务，躬耕自食自然成为遗民群体的主要生活方式。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促使他们选择别样的生存方式。
遗民其他生存方式还有著述和结社。著述并非独立于其他生存方式之外的一种，然不可否认，遗民的诗文创作特为醒目。田崇雪说：“国难家仇，没齿难忘。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来说，面对如此浓重的血腥与暴力，又能如何呢？国破了，家亡了，乱世孤儿，该用什么来打发这无尽的难挨的苦痛岁月呢？品酒？赏花？参禅？高谈阔论？歌哭无端？而当这一切都无法排遣内心的那深广的忧愤时，诗歌创作便成了无望的救赎。”[33]
另外，身处“天崩地裂”之时的文人士子真切地感受到因朝代更替、时局动荡而产生的种种困惑和迷茫。于是，他们噙着悲壮与痛苦的泪水，对历史和传统文化开始反思和重构，通过著书立说，在学术作品中抒写自己对于现实的感受，表达自己的愿望或表白自己的心迹。
“国亡，史不可亡”，金遗民诗人领袖元好问以“使金一代史迹不至于泯而不传”为己任，他目击金代亡国，无力回天，便以编撰《中州集》来为金诗张本。自谓“念(金朝)百余年来，诗人为多”“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34]。元好问有存一代金史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明遗民戴笠、钱邦芑、邓凯、刘氵茝也是如此。
社集交游是古代文人士子的一大嗜好，明清之际越发成为一种时尚、一种风潮，明遗民秉承晚明结社遗风，毫无歇绝迹象。呼朋引伴、结社群集是遗民寄托心迹、寻求精神支持的一种较本真的生存状态。杨凤苞《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后》载：“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岁于五月五日祀三闾大夫，九月九日祀陶征士，同社麇至，咸纪以诗。……诸君子各敦蛊上履二之节，乐志林泉，跌荡文酒，角巾野服，啸歌于五湖三泖之间，亦月泉吟社之流亚也，后之续遗民录者必有取于斯也夫。”[35]-清初江南遗民结社风气很盛，西南见于史书记载的虽不多，然并非无之，如陈佐才结“雪峰诗社”、何闳中洱海卫结社、黄河清石屏结社、陈振琦结社、黄孔昭于楚雄妙峰结社。这是他们眷怀故明、耻事新朝情愫的一种倾泻和表现。遗民诗社诸君子看似楚囚对吟，其实他们是暂时的蛰伏，静待“变天”，一旦遇到机会，仍将薄然奋起，恢复神京。当然除个别遗民诗社暗地里从事反清秘密工作，更多的遗民则是见事不可为，投老穷荒，借立社盟，抒抑郁无聊之心绪，以憔悴枯槁之音追踪月泉诸老。他们悲歌叱咤，更唱迭和。
三清初，西南与岭南一道形成了南方的两个重要遗民中心，造就了两大遗民群体，这些士人和全国其他地方的遗民群体在社会环境、人文历史和遗民社会结构方面有所差异。元谋土酋吾必奎、阿迷土司沙定洲不满镇守云南的总兵官沐氏统治，与末代黔国公沐天波争权，发动叛乱，矛盾冲突错综复杂。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李定国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清军、明军的夹击下，张皇不定，得知滇乱，借机挥戈南下进驻滇黔，最初为士人所蔑视。仇视农民起义军的不在少数，如南明政治人物瞿式耜、金堡、严起恒、吴贞毓等。文人士子的代表，如楚雄俞观授徒为生，大西军入滇，不屈，投泮水，为人所救得不死。曲靖李思揆，毅力超常，大西军入曲靖，断左右手以示反抗，死而复苏，后以笔缚肘，抄书60万余言。对大西军孙可望入滇，平定沙定洲之乱，并打出复明旗号，独高应雷疑之不附。昆明薛大观不屑于孙可望封伪官，有人劝其出，薛大观叹曰：“嘻！此孙氏之官，贼官也，余义弗为。”也不愿效力于李定国，有人劝其依附，大观曰：“此李氏之官，仍非明官也。”于是挈家隐居城北之黑龙潭。士人多对起义军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抵制。为了求得生存，起义军由最初的反抗明王朝，终因时移世易，顺应形势拥故明年号，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复兴明室。年，李定国联合刘文秀、白文选及沐天波同奉永历都于滇，改云南府为滇都。后大西军因争权营私分崩离析，永历朝廷内部又吏治腐败和内讧严重，吴楚两党各揽势力，相互排挤，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势同水火，全不以抗清为念，大局遂不堪闻问。三藩之乱，吴三桂反清首先自云南发起，西南地区又一次陷入战争的阴霾，士人表现各异，有的兴奋不已、欢呼雀跃以为终于等到反清复明的时机，有的不屑鄙视，有的观望。如此反复动荡的社会局势，复杂矛盾的政治形势，使遗民们的心态和人格较中原和江南更为复杂微妙。所以，滇黔遗民诗群与其他地方遗民诗群，在处境、创作倾向和风貌方面定然有一定的差异。
遗民的生存及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尤为引人瞩目，他们身上表现出浓厚的遗民情怀和强烈的遗民情结，从而使明遗民的自我形象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
注释：
①顾诚《南明史》对遗民颇有微词，说"尽管这种坐以待毙的做法多少显得迂腐，还是应当承认瞿式耜、张同敞的从容就义比起那些贪生怕死的降清派和遁入空门、藏之深山的所谓遗民更高洁得多，理应受到后世的敬仰"。顾先生仅表死忠，不待见苦节，我们认为乃属拘迂之见。
参考文献：
[1]归庄.归庄集：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4.[2]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3]秦光玉.明季滇南遗民录[M].秦氏罗山楼民国二十二年(年)刻本.[4]金天羽.文懿先生剑川赵公墓碑[M]//方树梅,辑纂.续滇南碑传集校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5]赵炳龙.高澹生诗钞序[M]//罗江文，选注.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炳龙卷.北京：民族出版社，.[6]杜濬.樵青歌·为黄仙裳作[M]//变雅堂文集：卷五.康熙刻本.[7]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辑·附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8]钱穆.国史大纲(下册)：第四十四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志气[M].北京：商务印书馆，.[9]赵琎美.见愚段公行状[M]//方树梅.滇南碑传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0]周钟岳,等纂，张秀芬,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二百三十八[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1]陶应昌.云南历代各族作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2]邵廷采.明遗民所知传[M]//思复堂文集：卷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7.[13]金陵生.明遗民多逃于僧[J].文学遗产，(5):.[14]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作为一种现象的遗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5]屈大均.过易庵赠庞祖如序[M]//翁山文外：卷二.宣统二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刊本.[16]黄宗羲.南雷文定：卷六·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M].清康熙刻本.[17]陈鼎.留溪外传：卷十八·缁流部[M].清康熙三十七年自刻本.[18]严迪昌.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方树梅.普荷传[M]//担当,著，余嘉华,杨开达,点校.担当诗文全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八·焦胡列传[M].清船山遗书本.[21]袁嘉谷.滇绎：卷三[M]//李春龙,刘景毛,等点校.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2]谢圣纶,撰，古永继,点校.滇黔志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3]李根源.景邃堂题跋：卷一·雷尚书跃龙残集[M].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24]孙静庵.明遗民录：卷四十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5.[25]陈田.明诗纪事：卷二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6]秦光玉.文介石先生传[M]//方树梅.滇南碑传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7]赵藩.高舍人传[M]//方树梅.滇南碑传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8]王思训.熊元仲先生传[M]//方树梅.滇南碑传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9]吴宗周，欧阳曙.(光绪)湄潭县志：卷七[M].光绪二十五年刊本.[30]方树梅.郝太极传[M]//方树梅.滇南碑传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31]莫友芝.黔诗纪略：卷二十五[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32]周焕卿.清初遗民词人群体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33]田崇雪.遗民的江南：中国文化史上的遗民群落[M].上海：学林出版社，.[34]元好问.中州集·序[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5]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AStudyontheEmergenceandtheLivingStyleofAdherentsinYunnan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iesZHOUXuegen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YunnanMinzuUniversity,Kunming,China)
Abstract:TheadherentsoftheMingDynastywereagroupofLiteratiwithgreatsignificanceintheearlyQingDynasty.ThelivingstyleofMingDynastyadherentsw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