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含简阔的形式美感
在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多次提到“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美感即是艺术作品整体的语言表达。铁器艺术的造型是创作者依据合目的性原理在思量作用引导下的再创作，其器物造型遵循着某种简约的节奏与韵律，有着当时代其疏阔的张力美。
轻盈与厚重
铁器本身的材料实际上就表达了器物的一定重量，很多器物因为所用场所的不同，针对的对象不同，其造型所表达的设计语言也会有所变化。例如，长武丁家出土了较多的横銎镢，銎口大都接近方形，其方向与镢体的夹角约呈七十五度左右，其中一件刃部残缺，年代为新莽时期。洛阳烧沟也出土有一件镢身扁薄，如铲子一般的横銎镢，竖长方形銎口，年代为东汉前期。这两个横銎铁镢放到一起，很容易发现镢身的厚度有所不同，一个厚度较大，一个却薄如纸片，另外，銎口的位置、造型也有所区别，一个横截面呈圆形，整个连接处看上去饱满厚重，一个横截面呈瘦三角形，整个连接处看上去小巧轻盈。这些都是造型所展示出来的直接感受。
再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锻铁凿，整个器型纤细，从视觉上便给人一种秀气的感觉，应该是用作精细作业中的工具。而南阳瓦房庄出土的其中一件锻铁凿，刃端相对较宽，横截面也较为壮实，应该是应用于一些大型物件。当两个器物放在一起时，其线条展示出的轻盈与厚重的视觉对比更加强烈。
对称与变形
在汉代的铁器造型中，大多运用对称的设计语言来获得整个器型的美观度，但有些为了达到某种作业目的，也会改变原有的形态来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如章丘东平陵故城出土的两件略微有些束腰的梯形斧，它们的造型看上去很规整，完全呈对称造型，横銎靠近顶部；而另一件汉杜陵出土的扇形斧，年代为西汉晚期之物，其两刃角呈扇形，外展并对称，上部整体呈长方形，偏于梯形。但章丘东平陵故城出土有两件靴形斧，这两把斧头的两个刃角不对称，像靴子一般，还有安阳梯家口村出土的一件变形斧，两个刃角向外扩展，但扩展的大小有所区别，呈一小一大的造型，年代为新莽时期。此类型的斧改变了一般斧头的对称原则，但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待考量。
简洁与繁复
邗江姚庄号墓出土一件罐子，唇部收敛，腹部鼓起，有凸弦纹，底部为圆底，有一方形底座作为放置之用。肩部两侧有环状耳，耳内穿链环，链环之间有璜形提手，提手两端为龙首状，年代为西汉末期。整个器物造型装配繁复，而上文提到的长沙金塘坡出土的罐子，整体造型却很简洁，这两个罐子放到一起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再如郑州刘胡垌窖藏出土有一件圆炉，整个造型呈半圆状，炉身镂空有三角形和弧状条形，在炉的底部还镂空有四个相互对称的四叶三角形，炉口处有三个小的支撑架，炉脚呈兽蹄状，造型装饰相对繁杂。和它有异曲同工的是出土于洛阳金谷园的一件圆炉，这一圆炉其腹部还装饰有一对辅首。与前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邗江姚庄出土的一件圆形铁炉，腹部仅有两个对称的半环形耳，没有其他多余的装饰，整个器型相对简洁。
从上文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汉代时期同种铁器的创作思路也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付诸实用，有些却在实用的基础上付诸一定的美观效果。这些审美要素的呈现便有赖于器物形体其比例的调整、对称的变形处理以及复杂装饰的应用三个层面。
朴素自然的风格类型
几何化的简约风格
汉代铁器造型因实用性的需要以及规模化的生产，大都呈现简约的几何造型。如洛阳烧沟出土的一件带柄条形斧，斧的整个造型呈规整的长方形，顶部略拱，直刃，横銎靠近顶部，斧柄也是铁制的，外表用木片包裹，出土时朽木尚存，年代为东汉晚期；汉杜陵出土的条形空首斧其造型也是规整的长方形，只是形体较小，年代为西汉晚期；南昌老福山出土的一件空首斧，整体器型呈梯形，两侧内弧作束腰状，年代为新莽时期。
再如资兴东汉墓出土的一件斧头，整器呈梯形，两侧中间有凸纹，刃略微外弧，年代为东汉中期。再如徐州利国驿出土的东汉早期的锄型，整体器物略弯锄身呈三角形，顶部伸出短颈。汉杜陵出土有两件锄板，整体造型呈长方形，一件背部略微拱起，垂直边刃，另一件体态较为短宽，背部残留有装柄的基部，年代均为西汉晚期。长武丁家也出土有一件新莽时期的平面呈梯形的锻铁件。
直口锸的整器扁薄，器型相对来说也较为规整，銎口、刃口和两侧边均平直，平面呈横向的长方形，长条形的竖銎，高宽比多有不同。此造型的锸在汉阳陵丛葬坑、桑植朱家台铸铁遗址、汉杜陵、长葛石固汉墓等地都有出土。除了农具外，兵器的造型也偏简约的几何造型。如铁镞，铁镞的镞形有圆锥形、三菱形、四棱形等几何造型。
汉代矛的造型种类很多，在矛身的造型上会有很多变化，其中三角几何造型是比较普遍的形式。四川新都五龙村中有一矛，通体短宽，矛身短宽，断面呈菱形，骹残，通长8.1厘米，年代为新莽时期。资兴汉墓出土10件，矛身呈三角形，锋尖锐，锻制骹。其中一件通长15.8厘米、宽4厘米，年代为东汉中期。
还有一件通长13厘米，年代则为西汉后期。还有一种矛身扁平细长，是长三角造型的变体，顶角的地方会有微微的外弧，前部聚收成锋，以使矛的功效发挥到极致。湘乡可心亭汉墓出土一件矛，断面呈菱形，叶稍宽，双刃略弧曲，通长36厘米、宽3.6厘米，年代为西汉中期。资兴东汉墓有一矛通长42.5厘米，年代为东汉中期，一矛通长48.5厘米，矛身修长，年代为东汉中期。随县塔儿塆出土一矛矛身断面呈菱形，双叶斜直，骹口呈马鞍形，通长29.9厘米，年代为东汉。这三件矛造型都是长三角的微变形式。
生活用品中也经常看到几何形制的铁器物。如渭南田市镇出土有两件烛台，造型大致相同，呈圆形，属于铸铁件。直壁，唇口呈方形，平底，柱状足，沿周壁有凸弦纹两周，弦纹内饰有凸起的四叶纹图案。其中一件的唇口上有三个与三足相对应的穿孔短耳，年代为汉代。再如陈巴尔虎旗完工出土的其中一件带扣，其扣身为圆形，全身略残，还有一件扣身呈梯形，年代为东汉时期。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出土有一件椭圆形扣身的带扣，还有一件扣身呈圆头梯形，年代为东汉时期。
由以上几个案例的分解可知，汉代时期铁器的几何造型被工匠们演绎的淋漓尽致，或呈圆形，或呈方形，还有梯形、三角形、椭圆形以及它们的变体形式。
拟形化的自然风格
汉代时期的铁器造型虽说较为简朴，但因受到社会整体审美风气的影响，许多器物都展现出质朴的自然主义风格。如洛阳烧沟汉墓中出土有一件提灯，由灯盘、支架和灯顶组成。灯盘为直壁圆形，直径约为十二厘米，底部有三蹄足。灯盘口沿上立有三根铁柱子作为支架，柱子上面用五层圆形铁片组成灯顶，自上而下逐渐缩小，最下层圆铁片中央有一下垂的钩子。灯顶顶部中央站立有一小鸟，鸟尾如扇形，鸟脊背上连接提梁，提梁已经破损，年代为东汉晚期。这种提灯还发现在西安北郊石碑寨村东汉墓等地。这一器具形象的展示了生活中古人养鸟的情景。鸟笼与鸟配在一起，相得益彰，使整个器具不仅具有了实用价值，也具有了审美情趣。
汉代人家为了让宴饮大厅更加明亮，还特别锻制了铁质的庭燎，有的被称之为多枝灯。由灯座、灯柱、灯枝和灯盘组成。灯盘很多，按层计算，灯枝制作成树枝形并伴有小动物作点缀，灯座制成博山形和各种动物，象征桃都树和扶桑树，或长明灯。油灯也有多种，有盒灯、羊形灯和卮形灯。灯的配件主要是用来剪掉灯柱余烬的铁质烛铗。洛阳烧沟汉墓就出土有一件多枝灯，灯枝分三层伸出，每层四枝，一共十二枝，灯枝枝头各有一个圆形的灯盘，灯柱顶端站有一只飞鸟，鸟呈展翅欲飞状，头部残失，年代为东汉晚期。
三门峡华余16号墓还出土有一件灯架，是由五节铁条铆接而成的。节与节之间用铆钉叠接在一起，可以左右转动。第一节铁条上，呈山字形，竖立有三个圆环；第二节上站立一个用铁条制成的人像，双手握有东西，呈现一种手持火种探身点燃前面灯火的动态状；第三节铁条上卧有一只凤鸟，作昂首前视、展翅欲飞的姿态，凤鸟的尾部是一条由宽渐细的铁条，便于插入墙壁或器物，可以固定灯架，年代为西汉晚期的物件。
除了灯具以外，生活中所用的席镇在永城保安山2号墓陪葬坑出土有四件，这些镇整体上呈卧虎形，虎的姿态呈勾首曲尾蟠伏状，整体造型为圆形，中空，其中一件虎头颈后有一竖鼻可细绳提起。章丘东平陵故城出土有一件，作蜷曲卧虎形，底面偏椭圆形，铸有阳文“日利”二字铭，年代为汉代。
铁带钩是古人系于腰间作为装饰物的挂钩，古人们形象的将其造型了拟物化的处理，整个器型看上去像水鸟一般灵动秀雅。包头边墙壕西汉晚期墓出土有一件铁带钩，整体造型趋于扁平，钩首稍细，钩尾较宽。潍坊后埠下西汉中期墓出土有一件，钩首较长，钩尾较宽，背钮较大。而洛阳烧沟汉墓出土有一件铁带钩，造型如同一只回首的水鸟，形体短小，年代为西汉晚期。同心倒墩子出土有一件带扣，中间有一蛇钩，年代为西汉中晚期。
车饰是用来加固马车并具有装饰作用的零部件，造型多样。临淄齐王墓4号坑出土了十九件装饰物，包括鱼形、当卢形和半球形等不同的形制。其中一件整个造型呈鱼形，上端有一弧形的圆泡，正面有一贴金花纹，背面有一长条形的插针，中部以及下部有孔，年代为西汉早期。
矛作为刺杀长兵器，矛身呈桂叶形的矛不在少数。此型矛在广州西汉前期墓、包头召湾西汉中期墓、威宁中水西汉晚期墓等地都有发现。章丘东平陵故城也出土有一件，矛身呈桂叶形，较短小，长骹，通长15厘米。另外还有一种长柄矛，整个造型呈竹节状，资兴东汉中期墓出土有一件，其铁柄被锻打成十一节竹节，通长厘米、矛头长29.5厘米。扇形空首斧体型扁而薄，呈扇形或是舌形，竖銎扁平。桑植朱家台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铸铁遗址出土了三件斧头，虽说都是扇形，但造型感觉却各有不同。
这些拟物化的自然造型，充分展现了当时代普通老百姓朴素的审美观念。当然，有些器物造型应该是在设计的过程中为了满足功用而恰巧形成的自然风格，有些造型却是匠人们有意识的注入审美形成的实用艺术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