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二十
起昭阳作噩，尽屠维单阏，凡七年。
◎汉孝元皇帝·上
汉孝元皇帝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48年）
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为阳平候。
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秋，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
汉元帝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48年）
春季，正月辛丑日（四日），汉宣帝刘洵被安葬在杜陵。大赦天下。
三月，丙午日（三月十日），汉元帝刘奭封王政君为皇后，封王政君的父王禁为阳平候。
汉元帝刘奭下诏：把三辅、太常、各郡各封国公田及皇家林苑的减省下来的资费跟产物赈济贫民恢复家业；家产不满一千钱的，借贷给种子和粮食。
汉元帝刘奭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许嘉为平恩侯。
夏季，六月，因民间瘟疫流行，汉元帝刘奭命掌管后勤的太官削减膳食经费，缩编乐府成员，省掉皇家林苑的马匹，用以救济贫困的百姓。
秋季，九月，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国发生大水灾，出现饥荒，有些地方，人们互相残杀，煮吃对方尸体。调运周边相邻郡国的钱粮予以救济。
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己，问以政事。
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它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厩马食粟将万匹。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择后宫贤者，留二十人，馀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汉元帝一向听说琅邪郡的王吉、贡禹二人，都通晓经典而且品行高洁，派遣使节征召他们。王吉在途中病逝。贡禹到后，拜为谏议大夫；皇上多次虚己待人，向他请教国家政事。
贡禹启奏道：“古时候，君王都很节俭，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便没有其它赋税徭役，故而家家保障供给，人人生活充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多人，马厩里的御马不过百余匹。但是后世争享奢侈，渐渐地越来越严重，下臣们也跟着相互仿效。愚臣认为：完全如太古君王那样是难以做到的，但至少应效仿近古君王作风，来进行自我节制。如今，宫室已经修定，是无可奈何了，而其余的开支，应尽可能地削减。旧时‘齐三服官’部门，供给御用物质不过十箱。而今‘齐三服官’部门，工匠差役达数千人，一年的资费达数万，连喂食粮谷的圈马就将近一万匹。汉武帝时，又广泛选取美女达数千人，以充实后宫；到其逝世，随葬的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等多达一百九十种，还将后宫嫔妾侍女都置放于茂陵园内进行陪陵。即使到汉宣帝归入陵寝时，皇上也不愿言及撤免此事，群臣也附从这种旧例，真是太令人痛心了！所以，想让天下人承蒙教化，这样征收美女都大大超量了。各王侯的妻妾或达到数百人，富豪、官员们蓄养的歌妓也有数十人，所以造成禁室内多有悲怨之女，外面民间多有独身之男。等到这些王侯、官豪死后埋葬，又无不刮空地上的宝物以充实地下墓穴。这种问题始于君主，全是由于大臣们附和旧例之罪。我认为陛下深刻体察古圣人之道，会遵从其节俭之风。应大量削减车辇驾驭等器物，三分去掉其二；于后宫嫔妾侍女中择选有贤德的，留下二十人，其余全部放归回家。至于陪陵中的女子，凡没有生育过的，应全部遣返。马厩中饲养的御马可不超过数十匹，只留出长安城南一片园区，作为田园狩猎场。考虑到当今天下处于饥荒之年，若不大加削减自己的享用去解救，怎能迎合天意呢？上天降生圣人，是为了让他照顾黎民百姓，并非仅是为了他自己的享乐。”
天子赞许并采纳贡禹之言，颁布诏书，命令各处原预备招待天子的宫馆不再修缮置办。掌管车马之处，裁减消耗梁谷的马匹；掌管豢养禽兽的上林苑处，撤掉以肉为食的禽兽。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
是岁，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车师故地。
臣司马光认为：忠臣辅助君主时，帮他解决了难办的问题，则其简单的问题不用费力就自然端正过来；弥补了他不足的方面，则其长处的一面不必奉劝，自然就发挥出来。汉元帝刚刚登位时，虚心请教贡禹，贡禹本应该先从其面临的急切的问题着手，然后再处理其不急的问题。然而优柔寡断、奸佞弄权，正是当时的大患，而贡禹却避而不谈；谦恭节俭，本是汉元帝平时所坚持的，而贡禹竟不厌其烦地说这些，为什么呀？若是贡禹的智慧不足以明白要害问题，怎能称为贤臣？若是明白要害问题而不说，则他的罪过就更大了。
匈奴呼韩邪单于再次上书，诉说百姓贫困。朝廷颁发诏书，责令云中、五原二郡调拨粮谷二万斛用以救济。
这一年，首次设置戊己校尉一职，使其负责驻守并农垦于车师旧地的军队。
汉孝元皇帝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47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汉元帝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47年）
春，正月，汉元帝驾临甘泉，郊祭天神于泰畤。
乐陵侯史高以外姓亲属身份领任尚书职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担任其副职。萧望之是一代名儒，他与周堪都因为皇帝感念往日的师傅之恩，而被委以重任，并数次宴请接见，谈治理动乱，讲述帝王方面的事。萧望之奏请推荐皇族中通晓经典、有品行的散骑、谏议大夫刘更生做给事中，与侍中金敞一起担任皇帝左右拾遗之职。四人同心谋划计议，用古代的制度劝勉引导皇上，有很多东西希望得以匡扶纠正，皇帝甚是赞同并采纳他们的意见。史高的尚书位置不过成了摆设，由此与萧望之有了嫌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长期按理中枢机要，熟悉条文法令。汉元帝即位时多病，因石显长期按理中枢机要一职，且内中没有外亲朋党瓜葛，办事精专可信，遂托付管理朝政，事无大小，都根据他的奏疏决断；其显贵宠幸程度为朝廷之最，朝廷百官都恭敬地从事于他。石显为人乖巧聪慧会做事，能深深领会君主的心思；内心阴险狠毒，善用诡辩中伤他人，有违逆不服者则处以严刑。石显又和车骑将军史高内外呼应，议论朝政时经常独自坚持旧例，不听从萧望之等人的意见。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弟子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昃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
萧望之、刘更生等人为外亲许嘉、史高的放纵感到忧虑，又苦于中书宦官弘恭、石显的专权，上奏建言认为：“中书是主持朝中政事的基础部门，是国家枢纽机关，应该以通明公正者来任职。汉武帝时游赏设宴于后宫，故而任用宦官，这并非古人制度。应该罢免中书部门的宦官，以顺应古人不亲近阉人的做法。”由此看来，大与史高、弘恭、石显这些人相抵触。皇上刚刚即位，好谦逊礼让，难于有更改之举，久议而不决，只好调出刘更生担任宗正，掌管王室亲族的事务去了。
萧望之、周堪多次举荐名儒、大材之人来充实谏议之官。会稽郡的郑朋暗中想攀附萧望之，便上疏举报车骑将军史高派遣宾客到郡国里做坏事谋求私利，还谈到许、史两家子弟的罪过。皇帝把奏章交给周堪看，周堪上奏道：“让郑朋在金马门等待旨意。”郑朋给萧望之上书说：“今将军所遵循的目标，是如管仲、晏子那样就行呢？还是像废寝忘食地勤于政事的周公、召公那样呢？如果像管仲、晏子那样就行了，则在下将学季札那样归隐延陵山野，直到老朽而终。如果将军有志于复兴周公、召公的事业，亲自日夜操劳，兼听各种意见，则在下愿竭尽区区之力，以效力大业于万分之一。”萧望之便会见了郑朋，诚意接待；当后来知道此人奸邪不正，便断绝关系，不与他来往。郑朋，楚地士人，因怀恨在心，转身请求投靠许嘉、史高，推诿前番参劾他们二人之事称：“都是周堪、刘更生教我说的。我一个关东人，何以知道这些事？”于是侍中许章奏请皇帝召见郑朋。郑朋出宫后扬言说：“我被召见了，报告了前将军小过五条，大罪一条。”华龙曾是宣帝时待诏，因品行污秽不被任用，便想入投周堪等人，周堪等人不予采纳，华龙又与郑朋相勾结。
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即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无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弘恭、石显令使华龙和郑朋二人告萧望之等人的状，说他们想要罢免车骑将军并疏远许、史两家，并且等待萧望之出朝休假之日，指使郑朋、华龙二人奏上。皇上指派弘恭过问此状，萧望之应对道：“外亲在职于官位的多是骄奢淫逸。我是想匡扶国家走上正道，不是为了做阴邪之事。”弘恭、石显趁机上奏道：“萧望之、周堪、刘更生，他们朋党之间相互标榜举荐，多次以诬陷之辞状告大臣，离间破坏亲戚关系，是想专权夺势。为臣不忠，污蔑皇上无道。请传达旨令的人将他们传唤到廷尉那里。”此时皇上刚刚即位，不懂得传唤到廷尉即是下牢狱，便准了他们的奏请。后来皇上召见周堪、刘更生，被告知“羁押在狱。”皇上大惊道：“不就是让廷尉问明情况吗？”因而责备弘恭、石显，二人都叩头谢罪。皇上说：“令使他们出来做事！”弘恭、石显便让史高说道：“皇上刚即位，尚未有仁德感化之事传闻于天下人，就先从皇帝师傅开始吧。既然把九卿、大夫下了牢狱，应该通过判决来免罪。”于是皇上制定诏书给丞相和御史道：“前将军萧望之，教导朕八年，没有其它罪过。今天所追究之事久远，记不清的事已难以辨明。赦免萧望之的罪过，收回他的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同周堪、刘更生二人都罢免为庶人。”
二月，丁巳，立弟竟为清河王。
戊午，陇西地震，败城郭、屋室，压杀人众。
三月，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又诏赦天下，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夏，四月，丁巳，立子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
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
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秋，七月，己酉，地复震。
二月，丁巳，皇帝刘奭封兄弟刘竟为清河王。
戊午日，陇西地区发声地震，城墙、屋室毁坏，压死了很多民众。
三月，封广陵厉王刘胥的儿子刘霸为广陵孝王。
下诏取消黄门的车乘狗马，及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等处遊乐场所，以接济贫民。又颁布诏令大赦天下，举荐有特殊才能的、敢于向朝廷直言力谏的人士。
夏季，四月丁巳日，立皇子刘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推荐太原太守张敞，是先帝名臣，适宜作辅导皇太子的师傅。皇上因而问萧望之，萧望之认为张敞是个能干的官，可治理烦乱之事，但不是大器之材，不能做为太子的师傅。天子派使者征调张敞，想让其任职三辅之一的左冯翊，却逢遇张敞病逝。
颁布诏令，赐封萧望之为关内侯爵，加官给事中，允许只在初一、十五两日上朝。
关东地区出现饥荒，齐地有人们互相残杀，煮吃对方尸体的现象。
秋季，七月，己酉日，再次地震。
上复征周堪、刘更生，欲以为谏大夫。弘恭、石显白，皆以为中郎。
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及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不为三独夫动。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免为庶人。
皇上再次征召周堪、刘更生入职，想封他们做谏议大夫。弘恭、石显上奏，都认为应该封为中郎。
皇上始终器重萧望之，想倚重他并封他为丞相；弘恭、石显及许、史两家子弟、侍中、诸曹，都对萧望之等抱以侧目。刘更生于是指使外亲上书异变之事，称“出现地震仅是因为弘恭等人，而不是因为已被罢免的萧望之、周堪、刘更生三个匹夫而动。愚臣以为应该辞退弘恭、石显，以彰显对排斥忠善行为的惩罚，并召用萧望之等人，以畅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打开，灾异的源头就塞住了。”上书奏过，弘恭、石显怀疑是刘更生所为，便启奏皇上追究其中奸诈行为，供辞中果然有招认；于是逮捕刘更生下狱，罢免为平民。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伋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
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鸠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
适逢萧望之的儿子散骑中郎萧伋也上书申诉萧望之以前的冤屈，此事被交给有关部门查办。回报称：“萧望之从前的罪过明明白白，没人诬陷他，而他却指使儿子上书申诉，引用表明自己无辜的诗，有失大臣体统，是对皇帝不敬，请予以逮捕。”弘恭、石显等人知道萧望之素有高傲的气节，不肯屈服受辱，便向皇帝建议说：“萧望之先前侥幸没有治罪，还赏赐了爵位和食禄的城邑，他不悔过认罪，还身怀怨忿，唆使儿子上书，归不是于皇上，自以为托皇帝师傅之名，终究不会坐狱。如果不让萧望之在牢狱中受些委屈，遏制他不满的情绪，那么圣朝就没有办法可以施加恩泽了。”皇上说：“萧太傅为人素来刚烈，怎肯受审于官吏呢？”石显等人说：“人最看重的是生命。萧望之所涉罪过，是语言失敬上的轻罪，必定没有好担忧的。”皇上这才准了他的奏。
冬季，十二月，石显等封好了皇上诏书交给传达者，责令他召萧望之出来亲手递付。因而命令掌管各陵县事务的太常紧急派发宫城卫队车驾，疾驰赶去包围萧望之的宅第。使者到，传召萧望之。萧望之因此询问门生鲁国人朱云。朱云是一个爱好名节的人，就劝萧望之自杀。当时萧望之仰天长叹说：“我也曾身居将相之位，今已年过六十了！到老竟入了监狱，这样苟且偷生，还不令人难堪吗？”便叫着朱云的字说：“游，去和药来，让我早点死了吧！”他竟然喝毒酒自杀了。皇上听说后十分震惊，拍手叹气说：“先前我就怀疑他不肯进牢狱，结果害了我的好师傅！”当时，太官刚刚端上午餐，皇上推开饭食，为萧望之哭泣，悲哀之情感动了左右侍从。于是召来石显等人责问，最后以议事不周密之过，他们都脱下帽子谢罪，很长时间才算作罢。汉元帝追思萧望之不能忘怀，每年此时派使者祭祀萧望之的坟墓，直至整个汉元帝时代结束。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底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是岁，弘恭病死，石显为中书令。
臣司马光认为：太不可思议了，作为君主的汉元帝，这样容易被人欺骗却又难以醒悟！那弘恭、石显用谗言状告萧望之，以他们的邪说和诡计，皇上确实也难以识别。至于皇上最初不放心萧望之不肯坐牢，而弘恭、石显却说肯定不会出问题。后来萧望之果然自杀，则弘恭、石显的欺骗目的也就都看清了。这在具有一般智慧的君主来说，谁不愤然而起，处罚奸邪之臣呢！可汉元帝则不然，虽为萧望之伤心流泪不进食，然而终还是不能诛杀弘恭、石显，才使得他们仅是脱帽子谢罪而已。如此，则奸佞之臣怎能得到惩治呢？这也就是弘恭、石显能够放纵奸邪之心而又无所忌惮的原因了。
这一年，弘恭病死，石显做了中书令。
初，武帝灭南越，开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国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率数年壹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二十馀年间，凡六反。至宣帝时，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县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博谋于群臣，欲大发军。
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禹之圣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
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当此之时，断狱数百，赋役轻简。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天下断狱万数，赋烦役重，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众久困，流离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
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自古而患之，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
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馀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
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馀，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从之。捐之，贾谊曾孙也。
当初，汉武帝征灭南越，设置珠厓郡、儋耳郡，这两个郡都处在南海中的洲上，其官吏士卒都是中原地区人，常常遭到侵犯和欺凌。那里的民众也很暴力凶恶，自以为与大陆隔绝，多次违犯官吏的禁令，大约几年就反叛一次，杀死官吏。汉朝廷便发兵征剿予以平定。二十多年间，共有六次反叛。到了宣帝年间，又一次反叛。今元帝即位的第二年，珠厓山南县出现反叛，朝廷发兵征剿。然而各县轮番反叛，连年都不得稳定。皇上博采众臣之谋，欲大规模发兵。
待诏贾捐之奏道：“臣闻知尧、舜、禹的圣德，虽所辖之地不过数千里，却惠及西域流沙，渐入于东海之滨，南北皆领受其训导和教化。言称若想接受训导和教化的，便去治理它；若不想接受训导和教化的，便不强制地去治理它。故而君臣之德被颂扬，凡含有气息的生命都各有所安。武丁、成王是殷朝和周朝最仁德的君主了，然而其领地东不过长江、黄河，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所以颂扬之声四起，能视听的物类都快乐地生活着，还有越裳氏派使者经过九种语言翻译前来献贡。这种和平的局面，不是靠军队和刀枪所能达到的。
当到了秦朝时，大兴兵马向远攻伐，贪得于外，却空虚于内，以致天下叛乱。到汉文帝时，罢武行文，这一时期断审的牢狱之案不过数百件，税赋徭役也轻薄而简单。到汉武帝时，强化兵马实力以抵御四方外夷，天下牢狱之案万余件，税赋徭役繁重，匪兵之乱并连而起，军队多次派发；作为父亲的战死于前，儿子又斗伤于后；女子也去参与防守关隘，孤儿嚎哭于道中，老母、寡妇于街里巷间哭泣。这些都是扩充土地过大、征伐不休的缘故。如今关东地区民众久陷于贫困，颠沛流离于途中。论人情关系，至亲莫过于父母，喜乐莫过于夫妇，然而竟至于转嫁妻子、卖掉儿女，法律和道义却又无力禁止，这是国家社稷的忧患啊。
今天陛下忍不下这耿耿于怀的忿懑之气，想驱使众士兵拥挤到大海之中，图痛快于那一处幽暗荒蛮之地，这并不能救助饥饿、保全黎民百姓。《诗经》上说：‘蠢动的蛮荆之人，敢与大国为敌。’道是圣人出则蛮荆之人服顺，中原之国衰败则蛮荆之地叛乱先起，这自古以来都是恼人的问题，何况又是处于蛮荆南面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呢！骆越地区的人，父子在同一条河中洗浴，习惯用鼻子饮水，与禽兽没什么不同，本来就不值得在那里设置郡县。区区独居一海之中，雾露之气潮湿，多有毒草虫蛇、水土之害；还未等见到虏寇，派去的战士就已经自己死了。又不单单是珠厓地区出产珍珠、犀牛、玳瑁，抛弃它不值得惋惜，不攻剿它也不损伤国威。那里的民众如同鱼鳖，有什么值得贪恋他呢？
臣自己拿过去宣帝时征剿羌人叛乱一事来说，出师不到一年，兵行不超过一千里，便耗资四十余万万铜钱；大司农掌管的钱用光了，便以少府掌管的宫钱来接济。一隅之地出现问题，费用尚且如此，何况劳师远征南越、损兵折将而无功呢？想参照古人的做法则不符，想施行当今的做法又不顺利。依臣的愚见以为，不是戴冠扎带的文明城国，不是《禹贡》书中所谈到的，不是《春秋》一书中所涉及治理的，都可用可不用。希望干脆就放弃珠厓郡，把专用的钱物用来抚恤关东的忧患。”
皇上就此事征求丞相、御史意见。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征讨，丞相于定国则以为：“以前连年发兵征讨珠厓郡的叛乱，领兵的护军都尉、校尉及副职共十一人，仅回来两人，士兵及转运粮草者死了万余人，耗资三万万多铜钱，尚还没能使叛乱者全部投降。现今关东地区困乏，百姓灾难不定，贾捐之的议论是对的。”皇上就听从了建议。贾捐之，贾谊的曾孙。
汉孝元皇帝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46年）
春，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厓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夏，四月，乙末晦，茂陵白鹤馆灾。赦天下。
夏，旱。
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六月，诏曰：“朕惟烝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宫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
是岁，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
汉元帝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46年）
春季，皇上诏书说：“珠厓地区出现掳杀官民、背叛作乱之事。现今朝廷议事大臣或说可征伐的，或说可以镇守的，或说可以放弃的，意见不一。朕日夜深思大臣们的意见。若羞耻于国威不立，而欲出兵征剿南越；若犹豫中想回避艰难，而欲驻守边防进行垦田；若通达于时势变化，则应忧虑于万民。这万民饥饿一事与遥远蛮人未得以征讨一事，哪一个危害更大呢？宗庙祭祀若逢遇凶灾之年尚且讲究回避而不宜备办，何况今天要回避那明摆着的耻辱呢！如今关东地区遭遇重大灾困，仓库空虚，无法给予赒济，而又要动兵，不单单是劳苦了百姓，还有凶灾之年会跟随而来。就此废除珠厓郡，那里的民众若有忠义之心，想归属内地的，便安排好他们；若不想，便不要强迫。”
夏季，四月，乙末晦，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大赦天下。
夏季，干旱。
封立长沙炀王刘旦的兄弟刘宗为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书道：“各离宫及长乐宫的守卫，可裁掉大半，用以减轻民众的徭役负担。”六月，皇上下诏：“朕考虑到民众的饥寒之苦，他们远离父母妻子，从事于并非家业的劳作，守卫于没人居住的宫殿，恐怕这不是有益于阴阳平和之道。就此撤除甘泉、建章宫的守卫，使他们得以务农。所有宫室各种需减省的耗费，按条款奏来，不要有所忌讳。”
这一年，皇上又提拔周堪为光禄勋。提拔周堪兄弟的儿子张猛为光禄大夫，加官给事中，可见大受信任。
汉孝元皇帝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45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
汉孝元皇帝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44年）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
上用诸儒贡禹等之言，诏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令民有能通一经者，皆复。省刑罚七十馀事。
陈万年卒。
六月，辛酉，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禹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上嘉其质直，多采用之。
汉元帝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45年）
春季，正月，汉元帝驾临甘泉，郊祭天神于泰畤。三月，御驾光临河东，春祭于后土祠，释放汾阴的囚犯。
汉元帝初元五年（丙子，公元前44年）
春季，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三月，汉元帝驾临雍州，分别到五畤进行祭祀。
夏季，四月，有异星出现于参宿。
汉元帝采用各位儒家学者及贡禹等人的建议，下诏告知掌管宫廷膳食的太官不要天天杀生，所呈献的物品各减一半。车辆及喂养的马，以够办正事为限。取消摔跤、上林苑准备招待天子的宫馆、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官。博士弟子不设置定员，以便广泛辅导学者。令使民众中有能通解一部经卷者，都免除其赋税徭役，不予征派。减掉刑罚律条七十多款。
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
六月，辛酉日，长信少府贡禹任御史大夫。贡禹为谈“得失”之理，前后奏书数十本；皇上赞许贡禹本质耿直，多予以采用。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以为：“郅支单于鄉化未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鄉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始无应敌之数，智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心，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到庭。”上许焉。既到，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
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长无匈忧矣。”即使使到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馀财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去。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五千里。
冬，十二月，丁未，贡禹卒。丁巳，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所处遥远，又怨恨汉朝拥护韩邪而不帮助自己，便羁留汉朝使者江乃始等人并予以侮辱。郅支单于派遣使者带上礼物，向汉朝廷索回自己的入朝陪侍的儿子。汉朝廷商议派遣卫司马谷吉去送郅支单于的儿子。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认为：“郅支单于归附朝廷教化之心不纯，所在之地极远，应该命令使者送郅支单于的儿子到边塞处便返回。”卫司马谷吉上书道：“中原之国与边夷之族，有牵扯不断的恩义。今已培养造就郅支单于的儿子十年，给予的恩德甚厚，若到了空阔绝远之地而不送，使者就近于边塞处返回，即表示丢弃，不再爱护，使他们失去归向我朝之心，抛弃前面的恩义，积下后来的怨恨，这是不妥当的。议事的大臣们看到之前的江乃始没有应付敌人的心计，智慧和勇气都不足，以致遭受耻辱，因而事先替臣担忧。臣有幸得以执持强汉的符节，秉承圣明之主的诏令，去宣示深厚的皇恩，他不应敢做暴虐之事。如果他怀有禽兽之心，对臣施加不人道之举，那么单于就长期背负大罪，必定远逃别处，不敢靠近边境。失去一个使臣而能让百姓安定，这正是国家的大计、臣子的愿望。我愿送到郅支朝廷。”皇上答应了他。谷吉到达之后，郅支单于却发了怒，竟然杀了谷吉等使者。郅支单于自知有负汉朝，又听说呼韩邪更加强盛，恐怕遇到袭击，便想远逃它处。
正值康居王多次被乌孙所围困，与诸位翕侯合计，认为：“匈奴是大国，乌孙一向服从它的管辖。如今郅支单于困在外面，可迎到东边给予安置，使能合兵攻取乌孙并扶立它，便永久没有匈奴的忧患了。”立即派使者到坚昆，通话给郅支。郅支本来就担惊受怕，又怨恨乌孙，闻听康居王之计，大喜，遂同意与康居王相联结，引兵西进。郅支人众因中了风寒多死于途中，所余才三千人。到达康居后，康居王将女儿给了郅支作妻，郅支也将女儿给了康居王。康居王非常尊敬郅支，想倚靠他的威慑力来胁迫周边各国。郅支多次借兵攻击乌孙，深入到赤谷城，杀掠民众，驱赶牲畜而去。乌孙国不敢追击。造成西部空虚，无人烟地区达五千里。
冬季，十二月，丁未日，贡禹去世。丁巳日，封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汉孝元皇帝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43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礼毕，因留射猎。薛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三月，赦天下。
雨雪、陨霜，杀桑。
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汉元帝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43年）
春季，正月，皇上驾临甘泉，郊祭天神于泰畤。祭礼完毕，逗留下来进行射猎。薛广德上书道：“在下知道关东地区极度贫困，人民流离失所。陛下您却每天敲击亡秦的编钟，欣赏着过去郑国、卫国的靡靡之音，臣我实在为此感到哀痛。如今护驾的士卒们曝露于风寒中，随从的官员疲劳不堪，希望陛下尽快返回皇宫，想一些与百姓甘苦与共的事，则天下大幸！”皇上当日返还。
二月，诏令丞相、御史：“举荐质朴、敦厚、谦逊有品行的人，光禄每年按此内容分科考核录取郎、从官。”
三月，大赦天下。
本月雨雪交加，降严霜，冻毁桑田。
这年秋天，皇帝用醇酒祭祀宗庙，从便门出来后，准备换乘楼船过河。薛广德拦住车马，摘帽叩首向皇上谏说：“陛下应当从桥上过河。”皇上说：“请大夫戴好头冠。”广德坚持说：“陛下若不听臣的劝告，臣就自刎，以血玷污车轮，陛下就不得进入宗庙了！”皇上不乐。这时走在前面开道的光禄大夫张猛进言说：“臣听说，主上圣明，臣下才敢直谏。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明之君不会选择危险。御史大夫的建议是可听的。”皇上说：“劝告人，就不该像张猛这样吗！”于是从桥上而过。
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广德归，县其安车，以传示子孙为荣。
帝之为太子也，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及即位，赐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给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屡缺，上辄欲用霸；霸让位，自陈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
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九月，降下严霜冻毁庄稼，天下出现大饥荒。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因为灾异的发生而引咎辞职，请求告老还乡。皇上赏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同意罢职。封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广德归乡后，把皇上赏赐的安车悬挂起来，用以做为荣誉传示子孙。
皇上为太子时，跟随太中大夫孔霸受教《尚书》。即位后，赏赐孔霸为关内侯爵位，号褒成君，加官为给事中。皇上想让老师孔霸坐到丞相位置。孔霸为人谦让，不喜好权势，常说道“赏赐侯爵之位太过头了，我有什么德能来承受啊！”御史大夫屡屡空缺，皇上则想任用孔霸；孔霸辞让这个位置，且自己请求再三。皇上深知他的至诚之心，便不再任用，并因此而敬佩他，赏赐甚为丰厚。
戊子日，任命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兼车骑将军。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
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讇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拨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訿，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
中书令石显畏惧周堪、张猛等人，多次用谗言毁谤他们。
刘更生惧怕他的险诈，上书道：“臣听说舜时任命的九官，他们都相互谦让，非常和睦。众臣和睦于朝廷，则万物和谐于民间。故而奏《箫韶》之乐九章，凤凰也来为之翩跹助容。到了周幽王、厉王之代，朝廷不和，互相非难结怨，则日月相逼近而遮掩，河水与山泉泛滥，高山与峡谷有易位之变，寒霜违背季节时令而降。由此来看，和气能带来祥瑞之象，逆气会招致怪异之象。祥瑞之象多，这个国家就安稳；怪异之象频繁，这个国家就有危难。这是天地运行的常理，是贯通古今的道义。今天陛下开启三代之祖业，招引懂得文治之道的人士，温和而宽容相待，使得齐来进用。而今是贤人和品行不端者混淆，黑白不分，正邪混杂难辨，忠言与谗言并奏。奏章交呈给公车，被羁押的人充满北军。朝臣志意不和，各相违逆，互相以诬陷之辞告状，互相搬弄是非，如此迷惑视听、动摇皇上意志之事，不可胜数。分帮结党，往往是亲朋同伙串通一气去陷害正直之臣。正直之臣得势，是国家得以治理的体现；正直之臣被陷害，是国家遭遇动乱的关头。值此治理与动乱关头，未知谁可堪任，而灾异之事频现，这正是臣所为之寒心的。陛下登基以来，已六年了，按《春秋》史载的六年之内，灾异之事未有如今这般稠密出现过的啊。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玩弄是非的奸邪之臣都得势了；玩弄是非的奸邪之臣之所以得势，是由于皇上多有疑心。既然已纳用贤臣来施行善政，若毁谤他们，则贤臣退去而善政也就不在了。怀有多疑之心，招来玩弄是非的贼人口舌；没有果断的主意，便开了一群枉法之徒的方便之门。玩弄是非的奸邪之臣当势，则众贤良之臣隐退；一群枉法之徒兴盛，则正直之士就没了。所以，《易经》中有‘否’‘泰’之说，小人之势长，君子之势消，则国政一天比一天乱下去；君子之势长，小人之势消，则国政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古人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混处于尧帝之朝，周公与管叔、蔡叔并居于周朝官位；当时，彼此间轮番进言相互诋毁，相互以流言诽谤，怎能说得尽啊！帝尧、周成王能任贤于舜、禹、周公，而灭掉共工、管、蔡，因此国家得以大治，其荣誉被传扬至今。孔子和季孙氏、孟孙氏同在鲁国做官，李斯和叔孙通同在秦国做官，鲁定公、秦始皇任用季孙氏、孟孙氏、李斯，而排斥孔子、叔孙通，因此国家招致大乱，其声誉被侮辱至今。所以，治理或动乱、荣誉或耻辱的始点，在于所信任的人是谁；信任的既是贤良，还要在于坚定不移。《诗经》上说：‘我心并非石头，不可任人扭转。’讲的是信守善义之心要坚定。《易经》上说‘像发汗一般发出庄重的号令’。说的是号令如汗，汗出来了是不能收回的。如今发出好的诏令未过一个时令即收回，是在收回已出的汗；用贤臣未到三十天便斥退，如在搬转石头。《论语》上说：‘看见不善之事如同触到热烫的水。’如今丞相、御史大夫二府启奏过，称那些奸佞谄媚之人不应留在官位，可是历年来都去除不掉。既是发出诏令如同返汗，任用贤人如同转弄石头，去除奸佞如同拔山，这样，期待着阴阳能够谐调，不就太难了吗！所以，一群小人窥见一丝漏洞，便修饰文字，用巧言来丑化诋毁，使流言蜚语喧哗于民间。故而《诗经》说：‘默默地忧心着，愤恨这一群小人。’小人成群，真的实在可恨。昔日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不为拉帮结党；禹、稷与皋陶相互引荐，不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为什么？忠心为国，没有邪念啊！今日奸邪之徒与贤臣并处于武士交戟而立的朝廷之内，他们联合同党共同谋算，弃善扬恶；信口开合，多作危言耸听之语，想以此让皇上倾向于他们。皇上若不经意间采用了他们，这便是天地之所以要先行惩戒，灾异之事之所以连番而至的原因。自古明圣的君主，未有不施用诛杀之刑而能治国的，所以舜有放逐四凶的刑罚，孔子有两观之下的诛杀，然后圣德教化得以施行。今日陛下应以自己的明智，认真深思天地之心，阅“否”“泰”之卦，厉览周、唐的用人之道作为法则，思虑秦国、鲁国的弃才之痛作为警戒。考察吉兆之福，反思灾异之祸，用以揆测当今天下的变化。远地流放那帮奸邪的朋党，端掉制造危言耸听的窝巢，关闭一群枉法之徒的方便之门，方能开通正直的众人之路。能在疑惑中做出决断，在犹豫中做出甄别，使是非曲直明白可知，则百灾消灭而吉祥齐至。巩固太平基础，才是万世之利。”
中书令石显见到这份上书，愈加与许嘉、史高勾结而怨恨刘更生等人。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这一年，夏季感觉寒冷，太阳青白而无光。中书令石显及许嘉、史高都说是由于周堪、张猛做事不利的罪过。皇上内心器重周堪，却担心招来众人口舌，因而无所适从。当时，长安令杨兴因是位人才而受到皇上喜爱，常称赞周堪，皇上想让他做个帮助，便召见杨兴问道：“朝臣们忿忿不容光禄勋周堪，为什么呢？”杨兴是个极善于机巧变化的人物，认为皇上怀疑周堪，于是顺随旨意道：“周堪不只不容于朝廷，就是乡里之间也不容他。臣从众人那里听说，周堪和刘更生等人曾谋陷自己的骨肉亲人，认为该杀；而臣前面上书说周堪不可以诛杀，是为国积蓄恩惠。”皇上说：“然而这是犯了何罪而要诛杀？现在该怎么办？”杨兴说：“愚臣认为可以赐封关内侯爵，食邑三百户，不让他管事。明主不丧失师傅的恩情，这是计策中最是合适的了。”皇上于是对周堪有了疑惑。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司隶校尉、琅邪郡的诸葛丰，最初以任性刚直闻名于朝廷，屡次冒犯达官贵族，大臣们多说他的坏话。后因违犯了春夏两季不拘捕和惩治犯人的禁令，被降职为城门校尉。诸葛丰于是上书控告周堪、张猛，皇上认为诸葛丰不正直，便制定诏书给御史道：“城门校尉诸葛丰，之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在朝之时，多次称赞周堪、张猛之美。诸葛丰以前任职司隶校尉，不顺应四时节令，擅改法度，专行苟刻暴力之事以获取威严虚名；朕不忍将其送交法办，让他去担任城门校尉。他不向内反省自己，而反倒怨恨周堪、刘猛以求报复，控告中采用没有证据的言辞，揭露时抛出难以验证的罪状，恣意损毁他人名誉，不顾忌自己以前的言语，这是严重的不诚信行为。朕可怜诸葛丰已年老，不忍施加刑罚，将其罢免为平民。”又讲道：“诸葛丰说周堪、刘猛没有贞节和信用，朕出于怜悯之心就不去处治他们了，但可惜他们的才能没有什么建树，现在降职周堪任河东太守，刘猛任槐里令。”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绌；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臣司马光认为：“诸葛丰对于周堪、刘猛，先是赞誉而后又诋毁，其用意不是为朝廷举贤除奸，不过是想结交朋党以求重用而已。这种人也属于郑朋、杨兴之流，不在于他自己的什么刚直。作为人的君主，应审察美恶，明辨是非，以赏劝善，以罚惩奸，国家因此才得以治理。如果诸葛丰之言属实，则诸葛丰就不应当被罢免；若他属于诬陷，则周堪、刘猛又有何辜呢？如今两方被问责，俱都抛弃，那么美恶、是非的区别真的还在吗？”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
贾捐之与杨兴关系亲善。贾捐之多次揭石显的短处，为这事而不得封加官职，希望再次进见皇上，正值杨兴由于有才干近来得到皇帝赏识。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一职正空缺，若能让我为你向皇上进言，你立即可得到京兆尹位置。”杨兴说：“你下笔，言辞可夺天下之妙；若能当尚书令，将远远胜过五鹿充宗。”贾捐之说：“使我得以取代五鹿充宗的尚书令位置，你为京兆尹。京兆，郡国之首；尚书，百官之本。天下会实现大的治理，士子的前途便没有阻隔了！”贾捐之又揭石显的短处，杨兴说：“石显正处于显贵地位，皇上信用他；如今你想上去，但依我的计策，只要符合皇上的心意，便能进入官职了！”贾捐之便与杨兴共同拟写了推荐石显的奏章，赞誉他的美德，建议应赏赐关内侯爵位，可引用他的兄弟任职诸曹之官；又共同拟写了举荐杨兴的奏章，建议可试任京兆尹一职。石显闻知此事，告发给皇上，于是贾捐之与杨兴被下狱，责令石显处治。石显奏道：“贾捐之与杨兴心怀奸诈虚伪，互相举荐赞誉，欲谋得大的官位，欺君罔上，大逆不道。”贾捐之最终被处以“弃市”死刑，杨兴被剃发钳颈做了“城旦”囚徒。
臣司马光认为：作为君子，以正攻邪，尚且恐怕不能取胜，何况贾捐之以邪攻邪，他怎能幸免呢？
迁徙清河王刘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民众益加繁盛，塞下禽兽被猎尽；单于已足以自卫，不惧怕郅支国。他的大臣们多劝单于北归。久后，单于真就北归到原来旧址，民众逐渐归附过来，其国遂稳定下来。
汉孝元皇帝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42年）
春，二月，赦天下。
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赦天下。
汉元帝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42年）
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丁酉（二月五日），御史大夫韦玄成封为宰相，右扶风郑弘封为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三月一日），出现日食。
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
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
皇上向给事中匡衡咨询，关于地震日食等天地变故，衡匡上书说：“陛下亲身奉行圣人之德，开辟太平之路，怜悯那些触犯法律和禁令的愚昧官民，连年都有大赦，使百姓得以改过自新，天下大幸得很！然而，臣发现大赦之后，作奸犯科的人并未因此减少。今天遇大赦出狱，明日却又犯法，随后重新入狱，这大概是教导上不得其法。当今天下风气低俗，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爱声色犬马，以豪华奢侈为时尚；亲戚之间的恩情淡薄，联姻上的朋党关系却很亲热；都在贪念于侥幸，不惜以身谋利。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虽年年大赦，刑法仍难静置起来而不用。愚臣以为，应豁然痛改这种世俗风气！作为朝廷，如筑城的模具一般规范着天下。朝廷上有怒色之语，则下面就有争斗之祸；朝廷上有专权之官，则下面就有独霸之人；朝廷上有相互压倒的算计，则下面就有伤害他人之心；朝廷上有贪利之臣，则下面就有盗窃之民。根源即如此。治理天下的君王，无非自上面审理而已。礼义教化的推行，用不着挨门挨户的逢人劝说。只要贤德之人在位，能干的人尽职，朝廷崇尚礼义，文武百官相互敬让，道德的奉行由内而及外，从身边的人事做起，然后民众就知道了效法，社会风俗便日有所进地在不知不觉中改善了。《诗经》上说：‘宏伟的商都，四方景仰的中心。’今天的长安，天子所在的都城，是直接传承圣上教化的地方，可是，它的社会习俗状况与偏远之地没有什么不同。各郡国来的人见不到可供效法的规范，或许见到奢侈荒淫的东西便去仿效它。这个施行教化的本源，风俗传播的枢纽，是最该首先予以整顿的。臣听说：天人关系之中，精气与邪气可以相互冲荡，善与恶可以相互推动；事作于下，则迹象感应于上；阴的方面异变则会使静止的事物动荡，阳的方面遮蔽则会使明亮的东西失去光彩。因而，旱涝之灾也就会跟随着这类现象发生了。既然陛下敬畏上天的示警，悲悯黎民百姓，就应该去除奢靡，完善国家制度，接近忠正之人，远离奸巧之辈，以崇尚纯正的仁义，匡扶败坏掉的风俗。道德在京师得到弘扬，美誉传扬于四方，然后才可能实现教化天下，复兴礼让之风。
汉元帝欣赏衡匡的话，升迁他为光禄大夫。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荀悦评论说：至于大赦，不过权衡于一时的需要，并不是常规性的法典规范。汉朝的兴建，是继秦代战乱之后，当时是个普遍矇昧的社会，挨家挨户都可问罪，所以制定“约法三章”、大赦的告令，荡涤污泥浊水，给民众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后世继承祖业，只沿袭旧制而不加以变革，就有失时宜了。比如汉惠帝、汉文帝之时，就无须什么大赦。比如汉景帝之时，七国都出现动乱，不轨之心纷起，奸诈之徒不只一类；及至汉武帝末年，税赋杂役繁多，群盗接连而起，加上太子刘据事件、巫言蛊惑之祸，天下纷乱，百姓无以聊生，人人不能自保，直到光武帝年代平乱之后，像这种时候，就有必要施行大赦了。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
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
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
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
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
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秋季，七月，陇西郡羌人彡姐的旁支反叛，皇上下诏召丞相韦玄成等人入朝议事。当时，连年粮食欠收，朝廷正为此事忧虑，而遭羌人叛变。丞相韦玄成等人漠然不语，没回应之人。
右将军冯奉世说道：“羌族贼兵在境内反叛，若不及时剿杀，无法威慑远地蛮夷之族。臣愿帅领大军讨伐它！”皇上询问需用多少兵马？答道：“臣得知善用兵的人，不会两次起兵，不会三次载运粮食，故而军队不应长久暴露于野外而需快速解决战斗。过去征剿时多没有搞清敌人情况，以至于军队受到挫伤，而接二连三地调动士兵，则费时耗物，军队的锐气就亏损了。今叛乱的虏寇不过三万人，按兵法当出兵一倍，用六万人。然而羌人队伍以弓矛为兵器，兵器也不锋利，我们可用四万人，一个月足以解决战斗。”丞相、御史及车骑将军、左将军都认为：“百姓正在秋收季节，不可多发兵，以一万人驻扎防守就够了。”冯奉世说：“不可！天下正遭受饥饿，兵马因瘦弱而体力耗损，加上战备物质长久废置而未检，边外夷狄之人有轻视边境官吏之心，而羌人是首先发难。今若以一万人分兵驻守于多处，敌虏见兵少，必然不会畏惧；战则折兵败阵、损害军队，守则不足以救助百姓。这样，怯弱势态就会暴露。羌人乘着有利时机，各族群一齐呼应，相互煽动起兵，那时，臣恐怕咱们中原国需征收的兵役就不止于四万了，这不是金钱所能解决的。因此，少发兵马而旷日持久，与一举剿灭而速战速决，其间利害则相差万倍。”冯奉世坚持力争，不能得到更多兵马。下诏，在一万人基础上再增加二千人。于是派遣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兵马，以领兵屯田名义发兵。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将副手，到陇西郡，分别屯兵于三处。韩昌先派遣两校尉与羌兵作战，因羌兵盛多，而都被打败，两校尉被杀。
冯奉世向朝廷呈上根据地形态势应部署的人数计划，希望增加三万六千人，才足够解决战事。上奏之后，皇上一气发兵六万余人。
八月，拜立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前去助战。
冬季，十月，兵马全部集结于陇西。十一月，齐头并进，大破羌兵，斩首数千级，剩下的全部逃出塞外。交兵未决胜败期间，汉朝又发出所招募的勇士万人，拜请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待进军，闻听羌兵已破而返回。
诏令休战的官兵，多留一些人从事驻守垦田，防备于要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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