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服饰文化反映了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从西晋起，以西域为主的少数民族开始络绎不绝地融入这个东方大国，促成唐朝胡汉杂居的场面。但在共同的交流与生活中，唐朝代表汉族的传统文化，接纳、包容少数民族文化，民族的差异在这个时候不断地缩小。与此同时，在流淌着胡人血脉的唐代统治者身上，看到了对少数民族的开明政策，胡汉大融合，女性服饰、妆扮除了凸显文化融合，和审美变化外，还一定程度上能证明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变化。
唐代以前，没有以女性为主体的绘画作品，那时有关女性的作品也多用来，劝诫女性遵守道德，作“教化”用，唐朝才开始有女性作为主体的绘画作品，虽然描绘女性美的绘画，被界定在上流社会的贵妇阶层，但是也出现了不少侍女形象。结合唐代绘画作品、历史文献及考古看来唐代女性典型的着装有三类：直接拿来的胡服、创新改良的女式男装和轻罗薄纱的袒胸装。
从女性着装入手分析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现胡服盛行的原因，是因为唐代帝王的母亲、皇后中有着胡人的血统，加之对胡文化的兼容并包，女性当受游牧民族的母系社会的影响，地位自然有所提高。女着男装现象普遍，但是少有上层贵族女性，多是干杂役侍女、艺妓，或是贵族家中用来满足猎奇审美，一种被动的选择，可能一定程度上有挑战男权的观念，实际上效仿男装的女性地位普遍过低，不能肯定地视作女性地位拔高的表现。袒胸装中外穿的透视纱衣的流行，本是因为夏季实用，后来变成女子追求曲线美的时尚之举，大胆且透露的着装满足了唐代女性特殊的审美眼光，没有以往严苛礼教的压迫是一现实原因，还有佛教世俗化，倡导肌肤健康之美，只有社会舆论放松对女子的约束，她们才能自由、洒脱的追求时尚，展现绮罗魅力。
关于唐代最高统治者家族的起源、身世，《朱子语类历代类序》中记录了宋代儒学家朱熹表达过，唐朝王室的根源，是北方少数民族。而因为少数民族女性为了生存所需，会改嫁之类的，但是这对封建社会讲究妇德观念来说，具有一定的冲击。加之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生活为主，不像汉人崇尚儒家文化，关于行为方面没有特定的规范。
所以，朱熹认为唐代人与少数民族混居，渐而唐女子也好，将门后生也罢，要是做出什么超出封建礼教束缚的事情也不用惊讶。鲁迅先生在《致曹聚仁信》中也评价李唐王朝是大有胡气。现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一节中也指出，唐朝初代统治者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比如唐高祖的母亲独孤氏、唐太宗的母亲窦氏，她们都属于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后裔，可以说她们是胡人。而太宗的皇后高宗的母亲长孙皇后，也是胡人之后，因此不算是汉族人。这里提到的“胡”是古代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称。由此可知，初期李唐皇室中有少数民族胡人血统的女性较多。因此，从众所周知的李唐皇室母族的血缘来看，他们的血统都不属于纯粹的汉族，而是混杂有北方少数民族血脉的后裔。
不可忽略唐朝初期几位帝王带有胡人的血统，这为日后唐代文化中豪爽的血脉气韵及开放的社会氛围奠定了基础。西北少数民族一直保持着对妇女的尊崇和男女平等的美好传统，唐代妇女生活开放，性情直爽，婚姻自由。女性的精神气质则表现出热情、明朗、机智、开放等鲜明的特质，也是后来女性服饰能够屡屡创新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也为唐代画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优异的生活素材。
胡服在唐代流行是必然的，其优势在于与汉人社会传统不同，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服饰等级观念，且对于男女等级观念也所冲击。唐代社会呈现开放趋势，虽然开国皇帝有着胡人血统，但实行的是汉族文化。统治者并不固守传统，对外来文化持有包容心态，将其加以改变，使之成为唐代特色，自然催生出新的思想意识。
唐代女性所穿胡服，包括衣服、帽子、袍服、条纹裤和软锦靴等。衣服款式区别主要在衣领处，有对襟、翻领、圆领，袖子则钟爱让行为更便利的窄袖；帽子是锦绣帽；袍服袖子窄小；下装不似以往裙装，而是袍服下穿裤衩，或条纹裤；脚上穿的是靴子；有的腰间还紧系革带，即躁躞带。在唐代不少公主、太子墓中的壁画有这样打扮的女性及服饰形象。
唐高宗第六子，武则天次子章怀太子墓中前室西壁南侧壁画《观鸟捕蝉女侍》）有穿胡服的侍女。三位侍女的服饰不同，神情各异，但中间的侍女着圆领小袖长袍，袍内穿裤，腰间还系有束带。同样出土于章怀太子墓前室南壁东侧壁画《侍女侏儒》也是三人，中间红衣侍女和右侧黄衣男侏儒穿着典型的胡服。红衣侍女的翻领小袖长袍特别受到妇女喜爱，下着条纹束口库，而黄衣侏儒的袍服则是圆领式样的，脚穿黑靴，头上还带着黑色幞头，两者腰间都系有束带。
还有《喂鸟侍女》也是一身翻领长袍，但是比起前面两者更为精细，袍领和袖口都绣有大花，花色红黄相间，凸显华丽。头戴黑色幞头，腰上也紧系束带，下身穿着波斯裤。唐代绘画中有胡服打扮的汉人形象还有很多，例如《步辇图》中的抬轿侍女、《执如意挟衾侍女图》、《执扇挟衾侍女图》，或是出土于唐墓中的骑马人俑，都反映了那时的社会生活。
唐代的统治者具有鲜卑族的血统，汉人的文化习俗中不可避免地融合着浓重的胡人文化风格，这些文化不仅仅影响了汉族女性的思维，连带妆容、着装配饰也有较为深远的影响。在《旧唐书舆服志》中记载，唐太宗在服饰制度颁布没多久就没有严格执行，不同场合的服饰“备而不用”。不止太宗一人不遵守，高宗、玄宗、德宗、文宗都有不遵守服饰制度的情况，其中唐文宗较为夸张，穿常服受朝成为常事，并且在改年号这等朝廷特别重视、盛大的场合，他还是一身常服。由此可知，社会其他阶层的服饰装束就更没什么顾忌了。所以安史之乱以前，从宫廷到民间，女性普遍穿胡服、化胡妆都没什么不妥。
长久以来研究者认为，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为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后宫氛围，加之太宗实行非常开明的民族政策，贵族女装胡汉兼容，唐代服饰潮流都先从宫中流行，后在民间流传开来，若是宫中皇室，或是贵族大家的妇女不接受，外来服饰文化，胡服在中原的流行自然不会顺利，至少影响不会如此之大。作为少数民族的后裔，骑马自然是唐代皇室女性掌握的技能，在骑马的服装上比起宽袍大袖的汉装，自然是倾向于窄袖胡服和束脚裤了。女子骑马是不少封建王朝女性所向往的真性情吧。
总之，在唐代汉族文化长期受到儒、道、释三大宗教观念的长期熏陶，同少数民族长期处于颠沛流离的游牧状态相碰撞，女性则成为一重要环节,儒雅与粗犷的博弈，被女性在服饰装扮上化解，并完美地结合，唐代女性是审美流行的传播者，也是被欣赏的对象，形成了唐代女性充满自信的审美意识形态，一种新的女性精神出现了即女性地位一定程度上是有所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