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的胜利”，彼特拉克（Petrarch）年版
文
约瑟夫爱波斯坦
吴万伟译，译者授权发布
本文是对疫情的反思。
英国大文豪萨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曾说过“先生，这要看具体情况，一个人若知道他将在两周之后被吊死，他的心思会特别集中起来的。”约翰逊的心思不是集中在可能被吊死的恐惧上，而是一辈子都痴迷于思考死亡。用一句话来说，约翰逊集中思考的是死亡恐惧。他错误地认为，自己不是好的基督徒，死后可能没有令人愉快的事在等着他。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在两周后被吊死，但这些日子，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我们的心思也全都集中在死亡问题上了。
SamuelJohnson
随便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无论是全国新闻还是地方新闻，人们发现对病毒的恐慌可以说是连续不断讨论的话题，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每周六天不停顿。确诊感染者越来越多的消息，本地的、全国的、全世界的因感染而死者的数量越来越多的消息都不可避免地传到我们耳中。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Pascal）有两段名言因为新冠病毒而联系在一起。第一句是“人类的所有问题都源于人们没有能力独自在房间里静静地坐着。”第二句话是人类的生存状况：“想象一群被判处死刑的戴着锁链镣铐的人，他们中的有些人每天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处决；那些幸存者从同伴身上看到自己的未来命运，他们的神情悲伤和绝望，面面相觑，等待临终日子的到来。这就是人类生存处境的形象。”新冠病毒迫使我们每个人或是被迫或是心甘情愿地居家隔离，不停传来的死亡消息（无论是默默无闻者还是鼎鼎大名者）都迫使我们将心思集中在帕斯卡尔所描述的悲惨处境上。
法国作家蒙田通常并不被认为是阴沉灰暗的人，但他也觉得人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想想死亡，尤其是自己的死亡。他分别在三处不同的地方“论恐惧”，“为什么在死亡之前都不能说幸福”、“哲学思考就是学习如何死亡”写到死亡。他的要点是我们应习惯于死亡这个观念，尤其是自己的死亡，为的是“教育和培训我们的灵魂应对灾难和死亡。”如果这样做，一旦死亡真的来临，我们就能战胜死亡恐惧，“就不会感到惊讶，就能快速做好准备，穿上靴子即刻动身。”蒙田原本希望在地里种洋白菜的时候死去，结果，在年，在他59岁的年纪死于扁桃腺炎，这是喉咙非常疼的一种疾病，临终之时根本说不出话来。
在临终的病床上，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谈及死亡时说，“它最终还是来了，这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完全不清楚死亡究竟有什么了不起，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最民主的事件。在提到死亡时，作家屠格涅夫（Turgenev）曾说死亡就是个“老掉牙的笑话”，“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常谈常新的。”不过，笼统上说，如果死亡没什么了不起，至少某些死亡的确比其他死亡更了不起。肯定有些死亡好，有些死亡坏，之所以坏是因为有些死亡很无辜，他们本来不该死的。大部分人可能同意这样的说法，好死是在为重要事业拼搏的战场上英勇牺牲的。经典的好死就是苏格拉底式死亡，他的原则完好无损，在朋友的陪伴下平静地喝下毒酒。对女性来说，好死可能是她为自己的孩子死去，或者以完全无私和牺牲的方式死去，为了挽救他人自己活活饿死。好死往往被认为应该是轻松自然的，即没有伴随着痛苦或者混乱。活到高寿，并在睡眠中平静地死去，这可能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渴望的一种好死模式。
或许，最著名的轻松死亡例子就是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了。这之所以名闻天下是因为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Boswell）写的约翰逊传记记录了这个故事。鲍斯韦尔写到，休谟“现在与从前时期的肥胖身材有很大不同了，他似乎很平静，甚至可以说很愉快。他说，他只是走近自己的人生终点。”当鲍斯韦尔问他“肉体毁灭的想法是否令他感到不安和焦虑，休谟回答说：一点儿都没有。正如卢克莱修（Lucretius）观察到的那样，他从来没有觉得不安。”可是，当鲍斯韦尔将休谟面对死亡的平静汇报给约翰逊听时，约翰逊驳斥道，“别听他瞎说，他在撒谎。他假装平静是虚荣心所致。很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在撒谎，而不是人在死亡面前根本不害怕；离开他熟悉的一切进入完全陌生和未知的领域，不可能不感到焦虑和不安。”
坏死有时候似乎构成了死亡的主体。如果因为滥权渎职、愚蠢的不法行为或者偶发灾难而死，这种死就是令人伤心的坏死。因为抽烟太多、肥胖、吸毒、危险驾驶等而过早死亡也是坏死。（我说“过早”，但是，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Balzac）在《邦斯舅舅》中注意到“死亡总是来得太早。”）来得太早的死亡剥夺了人们本该拥有的大部分日子，这本身就让人伤心。死亡突然降临在远远还没有到预期寿命的人身上，不管怎么说都是坏死。人们可能会想到40多岁就英年早逝的作家如契诃夫（AntonChekhov）、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等。
在文学中，托尔斯泰（Tolstoy）做了死亡测验，既有安娜卡列尼娜的自杀，《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博尔孔斯基（AndreiBolkonsky）王子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后缠绵病榻很久才死去，以及《伊凡伊里奇之死》中伊凡伊利奇戈洛文（IvanIlychGolovin）无关紧要的死亡（除了对自己来说，对谁都无关紧要）。托尔斯泰写到，“除了因为伊凡伊里奇死后可能带来的职位调动和晋升等考虑因素之外，一个非常熟悉的人的死亡”这个事实给所有听到噩耗的人带来的通常不过是庆幸的感觉，“幸亏死者是他人不是我自己。人人都会想到或感觉到“他死了，而我还活着”。伊凡伊里奇不能直接遭遇自己命运，长时间以来他都用“它”指代死亡。“他会走进书房，躺下来，再次与它相处：面对面与它相处。除了看看它，耸耸肩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至于说英国文学中最著名的死亡场景，那恐怕就是狄更斯的《老古玩店》了，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的评论是，“听到小耐尔的死讯而没有笑出声来的人，肯定是铁石心肠的家伙。”
这让我们回到新冠病毒引发的死亡——从其偶然性本质和可怕的危险性来看，这种死肯定是坏死。这该死的病毒谁都无法避免，无论是在新闻上还是在街上或者在人的意识中。因为病毒的缘故，我们得到的建议是避免社交聚集，避免在公共场所吃饭饮酒，避免不必要的旅行，一定要居家隔离。各路专家指导我们要弥补通常花费在这些愉快追求上的时间，要勤洗手，要每次洗手不少于２０秒钟，要记得洗手之后不要摸脸。在蔬菜店，或者在空荡荡的街道上，人们看到大部分人都戴着口罩和蓝色橡胶手套。如果新冠病毒再持续一段时间，能够发明能够把全身包起来的避孕套的人肯定要大发横财了。
新闻中有关新冠病毒的讨论绝对占主导地位，只有天气预报能够给人些许的安慰。因为新冠病毒，本来能够让男人们兴奋和快乐的体育运动已经全被取消了。在每一场新闻节目中，都会请医生来给我们讲讲如何做才能避免病毒，我们需要担忧什么，不需要担忧什么。有两位朋友通过YouTube分别给我发送建议，这些建议是过度肥胖的梳着马尾辫的年轻医生给的，教导如何安全地把在杂货店购买的东西掏出来。正如他展示的那样，如果你花费４０分钟左右听这个详细的讲述，手里拿着额外的消毒剂并严格按照规程来说，你就能很容易地完成这个壮举。
在英国《旁观者》杂志上，作家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Dalrymple）在谈到新冠病毒时做了区分，一种是真正的危险，一种是对危险的恐惧。后者是通过恐怖电影、过山车、恐怖小说而让我们感受到的。前者是真正的危险和恐惧，他的结论是新冠病毒意味着真正的危险和恐惧。他写到“确定无疑的统计数据——比如每天的死亡绝对数和总数——加上对现有趋势向将来无限延伸的猜测，再加上种种未知的数量，如真实的死亡率和新冠病毒死者占死亡总数的比例都付之阙如都促使人们服从当局的指令，并且相信当局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当然，我们真正害怕的是病毒带来的随机性死亡。达林普尔写到，“意大利已经死了七千个老人，一千多万人并没有死。但是，这七千个死亡案例对我们来说比一千多万幸存者更加真实，那怕是非常缓慢增长的更多死亡都会加剧我们的恐惧。”我们谁也不想因为过于亲密地接触陌生的病毒携带者而稀里糊涂地就死掉了，也不想因为手摸了感染的柜台或包装袋或电梯里的按键就稀里糊涂地死掉了。那样的话，太不值当，死得实在太过冤枉了。
如果最通情达理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大约公元前–公元前年）遇到新冠病毒，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和蒙田不同，伊壁鸠鲁指导我们把死亡从头脑中驱除出去。他建议我们不要担心死亡。死亡之后是湮灭，你不过是返回到出生之前的那个状态而已。至于死后的奖励或者惩罚或者思想的消失之类担忧，如果根本就没有上帝或者众神，担忧遭到上帝的审判就是吃饱了撑的，纯粹是浪费时间。就死亡的疼痛而言，同样如此。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你死后，要么疼痛消失，要么将变得越来越严重。死后的结果就是仁慈的湮灭。咳，什么问题都没有啊。如果伊壁鸠鲁还活在今天，出门之前还要再洗一次手，认真戴好口罩，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去求见？不错，这人是哲学家，但他绝非该死的笨蛋。
译自：“DeathandtheVirus”byJosephEpsteininNationalReviewApril20,.
作者简介：约瑟夫爱波斯坦（JosephEpstein），《美国学者》前任编辑。在西北大学英语系任教30年，著作有20多本，内容涉及势利、友谊、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和弗雷德阿斯坦（FredAstaire）。著有短篇小说集《哲罗姆明克弗情歌》、《魅力：令人迷惑的赋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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